細心的朋友會發現，有些都市，原來不是叫這個名字的。例如六朝古都南京，它曾經叫過金陵；歷史文化名城杭州，南宋的時候叫臨安。

原來的名字更加凸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這些，都源於1964年郭沫若發表的文章，從那時候開始，14個使用千年的陝西地名囙此被改。

一、全國簡化工作開啟

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開始，著手提高我國普遍的文化水准，政府將“會寫字”滲透在日常。

我們看到的1952年的全國田徑運動會，運動員比賽前要會寫自己名字，才能去比賽。教育，“有教無類”，幾千年前孔子最早提出，然而朝代的更迭，多少王朝為了種種原因，都不能徹底解決文盲問題，或者說，壓根不想去解决。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跟得上世界的發展，開始著手消除文盲問題。

熟知古文化的朋友都知道，我國都是使用正體字的，筆劃繁複、還要記住很多，學起來很複雜，有的人乾脆不學了，主動成為文盲。

我國組織了各路專家，研究現代漢語，研究說話方法，逐漸地，他們將改革的重心放在了我國地名上。

那時候的中國老百姓，普遍沒文化，看不懂“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更別說“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他們只會種田種地，想著牲畜會不會病，想著自然灾害不要發生。

於是，取名字要更加“接地氣”，又要印象深刻的。

這個方針，出自郭沫若的一篇文章。郭沫若年少時期遠赴日本留學，很熟悉日本的情况。

他寫下了一篇《日本的漢字改革與文字機械化》，創造性地提出，我們臨近的日本、南韓、北韓，通過了改進漢字，簡化漢字的書寫，大幅度地降低了國家的文盲數量，這個卓越的經驗應該應用於我國。

在拼音發明之前，我們已經有用漢字簡化的拼音形式，但是遠遠不夠，知識份子易掌握，普羅福斯可能吸收不那麼快，這時候就應該向普遍性的路子走。

偉人曾提出：“文字必須要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二、陝西省率先引領

郭沫若先生的思想，悄然無息地運用到我國地名的更改中。他提到，有些認不出來的地名，可以進行相應的進化，讓它變得好認一些。

畢竟，我們國家幾十年走完了別的國家幾百年才走出來的路子，步伐應當加快，不要有任何猶豫，要堅定些。

第一個表率的，是千年文化名省的陝西。1964年，陝西省民政廳報經國務院準予後發出公告，改變地名，簡化漢字。

它將自己14個運用了千年的地名一次性地做了更改，具體表現為：盩厔縣改為周至縣，郿縣改為眉縣，郃陽縣改為合陽縣，鄠縣改為戶縣，雒南縣改為洛南縣，邠縣改為彬縣，鄜縣改為富縣，葭縣改為佳縣，沔縣改為勉縣，栒邑縣改為旬邑縣，洵陽縣改為旬陽縣，汧陽縣改為千陽縣，醴泉縣改為禮泉縣，商雒改名為商洛。

我們發現，這些地名中，很多字都是生僻的，我們在生活中根本就不會用，這樣改，方便了當地的群眾，也方便了來往的客人。

實際上，這些存在了千年的名字，還是有寓意的。像雒南縣的“雒”，是代表商周時候的圖騰，雒南縣又在華山之南，又叫“洛南”，是當時京畿最重要的地方。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它變得沒那麼重要了，為了現代的需求，為了國際化的道路，它只能變換名字，進行相應的簡化。

只是，那些蘊含著燦爛中華文明的地名，恐怕要長眠在歷史之中了。

實際上，真的很可惜。世間也沒有什麼做到十全十美的，為了某種目標，必須捨棄些什麼，捨棄得沒有原來的樣子，看起來也失去了好多，但是這也沒辦法。

三、西安的前世今生

陝西有個代表性的都市---西安，在古代是長安，很多王朝的首都都在這裡。

沉澱至今，它有眾多文化遺產，表現在每一次捷運的開挖，都能挖出一些某某朝代古墓。

很多人都這樣覺得，“西安”這個名字，沒有“長安”那樣有意境，“長安”寓意是“長治久安”，也是諸多君王的終極夢想。

實際上，長安也不是自古以來的名字，例如在夏商周時期，它曾經叫過“豐鎬”，這是周代兩個君王建成都城的合稱。

長安地處關中平原，千年前水草豐美、自然資源豐富，對於生產力還沒這麼發達的中原子民說，這絕對是最適合發展的。

西安並不是現代出現的，早在明代，“西安”這個詞已經出現了。那一年，徐達將軍進入奉天路，建立西安府，“西安”這個名字就這麼叫開了。自朱棣，我國首都都在北京城，西安漸漸失去了都城的考慮，連新中國選址，它也落敗了。此時，“西安”成為我國西北地方的門面，承接中部資源，對接首都北京、經濟重心上海，致力於興盛西北地方。

後來的學者評估這次改名運動，“我國漢字發展到今天，讀音、字形、用法都有了相當大的改變，在世界上的文字演變史的角度上看，這是相當正常的現象”。

他絕對贊成這次的改名活動，“這是推動了改變國家文化層面的文盲現象，為國家更深層次的發展做出了奉獻”，所以也沒有什麼遺憾的，我們應該向前看，損失是有損失的。

但我們要抓住更大的利益。現今，人民的文化需求成為熱門話題，曾經拋弃的古地名又一次出現在公眾的視線上，如今它們充當的，是一種傳統文化蘊含、是一種民族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