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家王朝統治大陸期間，人所共知的蔣介石寵臣主要有二，其一是我們所熟悉的軍統頭子——戴笠，而另一比特則是法西斯組織——三青團的創始人——康澤。按照國民黨的規矩，若要面見蔣介石，必須首先通報其侍從官。只有蔣介石同意了，才會接見，否則就只能吃閉門羹。

而康澤卻不同，他無需通報，徑直面前蔣介石，即使宋美齡在場，他也可以直接闖入。在這方面，只有戴笠與他擁有同樣的特權。囙此在國民黨內，康澤和戴笠並稱為“康戴二公”。

對於共產黨和進步人士來說，康澤是一個危險、兇殘、狡猾的敵人。相比於軍事，康澤更擅長於政工。他本是四川安嶽縣雙龍鋪人，出身於一個普通農家。雖然家境貧困，但是學習格外刻苦。囙此當他中學畢業後，便趕赴廣州，考取了黃埔軍校。

在黃埔軍校，康澤每天都刻苦學習。即使是節假日，也在圖書館裏潜心研究三民主義以及政治、軍事理論。

一個星期天，康澤像往常一樣在圖書館裏自習，研讀著校長蔣介石的訓話紀錄。正在這時，蔣介石心血來潮，到圖書館裏視察學生們的學習情况，正巧碰到康澤在筆記本上記著什麼。

蔣介石走到康澤身邊後，翻閱起他的筆記，然後欣慰地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星期天還不休息嗎？”

康澤回答：

“我叫康澤，正在整理校長的訓話！”

聽到這裡，蔣介石微笑著對康澤點了點頭。從此之後，蔣介石心中暗暗記下了康澤這個名字。半年後，康澤在蔣介石的推薦下，去往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

在校就讀期間，康澤展現出過人的特務天賦。一次，中國留蘇學生舉辦了聚會，有人問傅學文為什麼要和邵力子結婚。結果傅學文豪爽地說：

“我準備借助邵力子的關係，回國刺殺反動派蔣介石。”

此時，康澤也在聚會中。狡猾的康澤假裝沒有聽到傅學文說的話，他以聚會太吵為由，讓傅將剛才所言寫在一張紙條上。傅學文不知是計，坦然寫下了自己的豪言壯語。

回國後，他將白紙黑字交給了蔣介石。看了紙條，蔣介石認為康澤忠誠可嘉，囙此將他委派到中央黨務學校做訓導員。

一直以來，蔣介石總是感到國民黨軟弱無力，不如共產黨有活力和精氣神。囙此，他一直想模仿蘇共，建立中國的“格柏烏”（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最機密的情報機構）。

於是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康澤、賀衷寒等人建立了所謂“復興社”。為了表達自己對復興社的重視，蔣介石還親筆寫下“驅逐倭寇，復興中華，平均地權，完成革命”四句話作為復興社的行動綱領。

然而可悲的是，蔣介石所寫的十六個字，一個都沒實現。九一八事變後，大好河山淪喪，蔣介石不思抵抗外侮，反而醉心於內戰。而復興社，便是他發動內戰最好的工具。

復興社一共有三支主要力量，分別是賀衷寒的政訓系統，戴笠的特務處系統以及康澤的別動隊系統。而康澤手下的別動隊，素來以作戰兇悍、意志堅定、狡猾异常而著稱。

這支別動隊，是模仿義大利的黑衫黨和德國的党衛軍所建，是徹徹底底的法西斯組織。他們僅僅效忠於蔣介石，反動氣焰异常兇悍。

在針對蘇區的前四次圍剿中，國軍屢戰屢敗。蔣介石痛定思痛，認為是因為國民黨在政治上輸了共產黨一籌。囙此他命令康澤，將別動隊化整為零，投入蘇區，進行反共活動。他們身穿便衣，攜帶手槍，到處進行破壞活動。

由於別動隊人員都接受過反共理論教育和嚴格訓練，囙此破壞力極大。在用暴力攻打紅軍的同時，他們還到處散發反動資料，大肆污蔑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囙此，別動隊幾乎是紅軍最為痛恨的敵人。

對於別動隊的“殊勳”，蔣介石十分滿意，他曾下令：“為保證別動隊隊員執行緊急任務的需要，一切車輛均應予以方便。”至於“剿共有功”的康澤，自然也是步步高升。只不過康澤的升遷，是踩著人民和進步人士的鮮血完成的。

康澤為人陰鷙，總是一本正經，板著面孔，不苟言笑。他最喜歡幹的事，就是盯著其他人的臉看，似乎要把你的一切都看穿。抗戰期間，郭沫若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每天都要看著這一張令人作嘔的臉。囙此這位大文豪形象地將之稱為“僵屍”，正所謂：

“康澤邁著他那僵屍一般的步伐走來了。”

雖然康澤在旁人看來並不討喜，甚至令人厭惡。但是在蔣介石眼裡，他卻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

1936年，康澤升任國軍中將，這一年他才32歲。不久後，他又擔任了“三青團”中央幹事兼組織部長，可謂是大權在握、炙手可熱。1945年5月，康澤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届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11月，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1947年3月擔任國民黨倆委員。同月又由蔣介石提名，當選為第六届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從而進入國民黨最高決策層。

然而就當康澤步步高升，達到反動政治生涯的巔峰之時，他的末日卻馬上就要到來了。

隨著蔣介石“全面進攻”、“重點進攻”的相繼失敗，機動兵力受到嚴重打擊。由此，革命军從被動轉向了主動，從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而劉鄧大軍挺近大別山，更是成為整個戰局的破局點。

襄樊，地處漢水上游，連接湖北與河南，依山帶江，控遏南北，地理位置相當重要。自古以來，襄樊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從三國到明朝，襄樊多次爆發激戰。而在解放戰爭中，襄陽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劉伯承分析敵情，認為襄樊是白崇禧掌控下桂系集團的重鎮，只要攻佔襄樊，南面的江漢平原就將成為一馬平川，其統治覈心區——武漢將會受到嚴重威脅。與此同時，只要佔領了襄陽，還可以直接入川，威脅國民黨的西南後方。由此，我中原革命军於1948年6月，定下了攻打襄樊的計畫。

作為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自然也知道襄樊的重要性。但是令人驚訝的是，蔣介石竟將這座重鎮交給了康澤防守。

康澤，是一個大特務，長於政工，短於領兵。自始至終，都沒有領過什麼兵。蔣介石之所以把沒有什麼軍事才能的康澤放在這麼重要的位置，完全是因為國軍內部派系複雜，自己無法掌控。他著實擔心，其他派系的將領不聽自己的指揮。相比於讓白崇禧派人接防，還不如換自己的親信上臺。而這一決定，讓白崇禧氣得直罵娘。囙此自1948年1月起，康澤就擔任了襄樊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

康澤在軍事上有幾斤幾兩，他心中自然非常明白。囙此自從康澤踏上襄樊土地的那一天起，他懸著的心，就從來沒有放下來過。

一開始，蔣介石原本想將康澤任命為熱河省長。然而此時，熱河大部分縣市已經為我軍所解放，而他所要面對的，是我軍的名將程子華。康澤自知不是程子華的對手，囙此說什麼也不願就任。

然而到了襄樊，他要面對的，卻是一個同樣甚至更加棘手的對手，他便是有“王瘋子”之稱的王近山。

康澤軍銜是中將，王近山建國後也是個中將。但是兩個中將，在軍事才能上卻絕對不能同日而語。如果王近山是一隻猛虎，康澤頂多就是個狡猾的狐狸，根本不是王近山的一合之敵。

襄樊戰役打響後，王近山與他麾下的虎將所向披靡，很快便掃清了襄樊城的週邊。他“刀劈三關”，連續奪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門外的鐵佛寺。從而將康澤死死地按在襄陽、樊城內。

更令康澤惱怒的是，王近山的六縱大兵壓境，襄樊都市民的民心卻變了。我軍攻入樊城後，一六四旅的劉旅長狼狽地逃到了襄陽。他向康澤報告說：“樊城的民心已經變了，居民們家家戶戶擺了茶水、襄陽、猪肉、糕點、鞋襪等慰問品，原來以為是慰勞共軍的，一問，才知道是歡迎和慰問共軍的。”

聽了劉旅長的彙報，康澤突然惡由膽生：既然樊城百姓如此“不識抬舉”，就別怪我康某人無情了。

於是，他通知劉旅長，立即搬來化學迫擊炮，釋放黃磷彈。在黃磷彈的轟擊下，樊城火光沖天，居民們四散奔逃，死傷累累。同時，黃磷是有毒的。由於毒氣彌漫，致使革命军攻擊受挫，傷亡不斷增加。然而即便如此，六縱依然佔領了樊城。

鑒於康澤的罪惡行徑，劉伯承和鄧小平訓示王近山：

“康澤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王近山得令後，訓示全軍：

“一定活捉康澤，捉不到康澤就不算全勝。”

頂著康澤的毒氣彈，革命军的攻勢越來越猛烈，康澤連連打電話給白崇禧和蔣介石，希望他們務必派兵來救。

然而白崇禧只是口頭答應派一個師前來援助，但實際上，他根本就派不出什麼兵。囙此康澤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至於蔣介石呢？則說革命军只有山炮6門，缺乏重武器。襄陽城小而堅，不如放弃城外據點，固守待援。

得到電令後，康澤再次釋放黃磷彈，將城外的居民房舍焚燒一空。隨後，他撤出城外據點的部隊，龜縮在襄陽城內。

在司令部內，康澤與他的副手郭勳祺商量作戰方案。襄陽城內，主要以川軍部隊為主。因為擔心鎮不住這群四川兵，囙此康澤請求川軍舊將郭勳祺為自己的副手。

在作戰會議上，康澤問郭勳祺：

“郭副司令，你看城防兵力該如何部署呢？按照我的意思，是以楊家祠堂司令部為中心，對四個關門分兵防守。”

郭勳祺看了一下城防圖，認為康澤的計畫不妥：

“司令，分段防守固然好，但是平均使用兵力，很容易被共軍各個擊破，不及其餘。現時情况，共軍主力接近西門，而東門的共軍不過是一些地方部隊。囙此我判斷，共軍攻擊方向必然是西門和南門，囙此只要在這兩處加强兵力就好了。不過我認為，共軍最可能的突破點，還是西門。”

一開始，康澤認為郭勳祺的計畫十分有理。然而當他準備依計而行時，突然覺得不太對。囙此郭勳祺並非中央軍嫡系，似乎和共軍眉來眼去，他的話决不能全聽。囙此他對作戰計畫做了保留，將重點兵力放在南門。相比於西門，南門缺乏堅固的防禦工事。按照兵法避實就虛的特點，共軍一定會主攻南門。

然而康澤萬萬也沒想到，王近山卻偏偏反其道而行，將攻擊重點放在了西城。因為他早就料到，康澤肯定會把主力放在南城。和王近山比，康澤還是嫩了點。

7月15日，王近山下達强攻西門的命令，在尖利的號角聲中，六縱的虎狼之師對西門發動了海嘯一般的攻勢。

康澤見西門殺聲大作，一時間慌了手脚，他不禁大驚失色：

“完了，我中了王近山的疑兵之計了。”

20點30分，革命军的山炮打垮了西門的城牆，六縱突擊隊率先突破西門，隨後和城內國民黨軍展開了激烈的巷戰。

到了16日拂曉，六縱已經佔領了襄陽城大部分區域，康澤以及他的餘部，被壓縮在楊家祠堂和古樓一帶狹小的區域。

楊家祠堂是康澤的司令部，呈正方形，四周沒有民房，四角都築有堅固的碉堡，中心還有一個三層的主碉堡，從司令官住所到主碉堡，有坑道相通。

15日，我軍突然城中後，康澤便戴著鋼盔，躲進了坑道裏。而實際指揮者，已經成了郭勳祺。郭勳祺每天都在給南京打電話，他幻想著蔣介石會派救兵來援。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前來救援的國軍，早就被我打援部隊死死地拖住了。

如今，康澤已經成了甕中之鼈，王近山也不急於攻堅。而是將迫擊炮拖到楊家祠堂前，對準敵人司令部進行平射，一炮一炮地轟擊。這些迫擊炮彈如同一個個的榔頭，砸得守軍頭暈目眩、頭破血流。

下午攻擊開始，我軍使用工兵爆破，然後在缺口處用機槍猛掃。在我軍强有力的打擊下，碉堡內的守軍紛紛舉起雙手，向我軍官兵遞出了武器。

而此時，困獸猶鬥的康澤依然不肯投降，因為他知道自己手中的血債太多了，共產黨肯定不會放過自己。他見大勢已去，於是拿血抹了抹臉，躲在一處死人堆裏裝死。

這是陝南十二旅三十四團的官兵已經殺入了碉堡，四處尋找康澤。三十四團三營教導員張景純率部抓到了郭勳祺。

當時，誰也沒有見過康澤長什麼樣。張景純見郭勳祺長得白白胖胖，穿著國民黨的軍官服，囙此認為這人就是康澤。同時，郭勳祺身後的警衛交出了康的公事包，更是應證了張景純的猜想。

就當張景純準備將“假康澤”帶到司令部報功時，六縱的官兵也來殺到了現場。六縱突擊隊的戰士立功心切，竟然和十二旅的官兵搶起了郭勳祺。爭吵中，雙方官兵差點就發生了內訌。

就在此時，十二旅旅長劉金軒走了過來，他一見此事，哈哈一笑：“十二旅和六縱是一家人，交給六縱好了，還爭什麼？”

於是，郭勳祺便被六縱官兵當做康澤給抓走了。然而一審訊，發現此人並不是康澤。全軍上下立刻緊張了起來，於是再次對全城進行大搜捕。

此時，有國軍俘虜說，康司令已經被革命军的迫擊炮炸死了。然而劉伯承卻認為：

“康澤一定是詐死，不然怎麼沒有看到屍體。囙此掘地三尺也要找到。”

7月16日，官兵們在康澤副官傅啟戎的指引下，找到了康澤藏身的坑道。借助手電筒的燈光，傅啟戎看到一具死屍，體態很像他的長官。於是，官兵們試探了一下，發現此人果然沒死。於是，戰士們七手八脚，把滿臉血污的康澤拖到了洞外。

剛出洞，有俘虜看到了康澤，紛紛說：“司令官被捉住了”。而康澤呢？依然躺在地上，就是不肯起來。

有的戰士生氣極了，他狠狠踢了康澤一脚：

“不要裝死了，你再不起來，老子就揍你了。”

還有戰士憤怒地說：

“康澤你個大特務頭子，殺害了多少百姓，今天你要血債血償！”

康澤心裡明白，戰爭時期，打紅了眼的戰士什麼都做得出來，於是他一骨碌爬起身，窩囊地說：“我投降，別開槍。”

就這樣，康澤成為了我軍的俘虜。新華社前線記者立即揮筆寫出一篇通訊——《康澤就擒記》，有的報紙還給康澤冠以“躲入道地裝死醜態畢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條死猪”這樣的標題。

其後，康澤被帶到了劉伯承面前。劉伯承嚴厲地斥責康澤：

“你知不知道黃磷彈是有毒的，毀壞民房是有罪的！”

在劉伯承威嚴的目光下，康澤嚇得魂分魄散，不住地說：“我有罪，我有罪啊！”

劉伯承最後說：“你確實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但如今你成了戰俘，我們的政策是不殺俘虜。希望你好好學習，認罪服罪，爭取人民對你寬大處理。”

最後，劉伯承命令阿兵哥給康澤上了腳鐐，由重兵押送，最後被關押在華北軍區的保衛處。

康澤沒有像自己保證的那樣殺身成仁，而蔣介石呢？卻火急火燎地將康澤樹立為“烈士模範”。國民黨文宣部門不斷強調：“襄陽之戰康澤殉難”。蔣介石也在聚餐時，心情沉痛地表示，他所瞭解的康澤，是不會被俘。在他心目中，康澤對自己忠心耿耿，肯定是“壯烈成仁”的典型。

誰知道，新華社以鐵的事實，證明康澤並沒有死，而是做了俘虜。而這也使得國民黨陣營十分震驚，更令蔣介石狼狽不堪。

全國解放後，康澤被押送到功德林改造。康澤自知與共產黨有血海深仇，在他看來，被鎮壓是遲早的事。然而，康澤不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共產黨對於他並沒有這個想法。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點了康澤的名：

“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傻，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予出路，使他們有改過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囙此在功德林，康澤不但沒有被虐待，反而受到了極好的照顧。正所謂“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康澤抓捕了共產黨員後，從來都是酷刑伺候。而共產黨，卻對自己寬宏大量，每天吃飯有肉有蛋。生了病，共產黨立即會給他治療。久而久之，康澤感到十分愧疚。

最終，康澤决定徹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和罪惡的昨天說再見。於是他每夜都筆耕不輟，將自己所知道的內情都講給人民政府聽。最終，康澤交待的資料數量之多，竟達到3000多件，稿子堆起來足有5尺高。據說康澤剛剛寫出坦白資料後，毛澤東整整讀了一晚上。

1961年，康澤被特許“監外就醫”，實際就是把他釋放了。1963年，康澤正式接到了特赦令，成為第四批被釋放的戰犯。特赦後，康澤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

而此時呢？蔣介石依然在臺灣大談康澤的忠心。他在一次黨務會議中說：

“我曾經提到的康衕誌在大陸被囚禁之中，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今日我願意重新提一回。康衕誌在共產黨的監獄裏受到煉獄般的折磨，身體早就衰謝不堪，據說他的牙齒都快脫落沒了。”

聽說此事後，康澤還專門發表文字，痛斥蔣介石的兩面三刀。曾經的康澤，從來不對蔣介石說個“不”字，更不會說蔣介石的壞話。而此時，他卻說：

“現在我才比較清楚地看到他只是一個目的不變，就是一切都是為了掌握政權，鞏固他統治權和政權的世襲。”

1967年12月23日，康澤因心臟病在北京病故，終年63歲。作為一個罪惡的、滿手血腥的特務頭子，康澤卻安享晚年，而這也體現了共產黨的寬大胸懷。康澤並非不可殺，但是相比於消滅他的身體，改造他的靈魂實際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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