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功德林探望陳長捷,卻遭怒目而視,陳長捷:我上了他的大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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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陳長捷和傅作義的淵源極深,從陳長捷踏入軍界開始到天津被俘,無一不有著傅作義的影響。1940年,是改變陳長捷命運的一年。陳長捷認為,此時正值抗戰的緊要關頭,團結一致對外最為重要,如果此時閻錫山收繳中央軍殘部的武器,會使中央軍對晉軍產生惡感,進而產生摩擦,不利於在日後的抗戰中互相配合。囙此,閻錫山下令解除了陳長捷的軍職。

陳長捷和傅作義的淵源極深,從陳長捷踏入軍界開始到天津被俘,無一不有著傅作義的影響。

可是,就是這一對抱團取暖幾十年的老兄弟,在解放之後,卻一人高官得坐,一人身陷囹圄,容不得人不唏噓不已。

客觀地說,陳長捷也算得上是一比特抗日名將,在南口之戰、平型關之戰都立下汗馬功勞,成為了晉軍中少有的抗日“常勝將軍”,也囙此不斷晋昇,在1939年已經成為了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

1940年,是改變陳長捷命運的一年。

在這一年,閻錫山因晉軍損失巨大,中央軍處處喧賓奪主,八路軍又遍地開花,感覺到逐漸失去了對山西的掌控。

又因抗戰進入到相持階段,戰事愈發難熬,勝利又遙遙無期,所以對蔣介石和八路軍極為不滿,囙此產生了投日的想法,曾主動派人赴北平接觸其在日本士官學校就讀時的同學板垣征四郎。

並且,閻錫山為了彌補晉軍的損失,下令收繳中央軍被打殘的部隊的武器來充實晉軍,這就引起了陳長捷的反對。

陳長捷認為,此時正值抗戰的緊要關頭,團結一致對外最為重要,如果此時閻錫山收繳中央軍殘部的武器,會使中央軍對晉軍產生惡感,進而產生摩擦,不利於在日後的抗戰中互相配合。囙此,對於閻錫山命令自己收繳中央軍九十軍殘部武器的命令拒不執行,這就惹怒了閻錫山。

閻錫山

閻錫山認為,陳長捷之所以抗拒命令,是因為與中央軍將領過從甚密,有攀中央軍高枝的嫌疑,如果不儘早處理,那陳長捷統帥的第六集團軍很有可能被中央軍拉走。囙此,閻錫山下令解除了陳長捷的軍職。

陳長捷一怒之下,率領著衛隊營投奔了傅作義。

1941年,在傅作義的舉薦下,陳長捷就任晉綏邊區副總司令,後又轉任伊克昭盟守備軍總司令,可又因為部下搶掠群眾,被第二次解除軍職。這一次,傅作義也保不了他了。無奈之下,陳長捷只得要求去重慶陸軍大學第六期將官班學習。就這樣,陳長捷離開了抗日戰場。

1947年,陳長捷就任聯勤總部第八補給區司令,駐紮在甘肅。這可是個肥缺,如果不是陳長捷在陸軍大學深造過,恐怕也撈不到這個職位。

可就在陳長捷過著萬事不求人,萬人來求己的好日子的時候,一紙調令來到,陳長捷調任天津警備司令,這背後還是有著傅作義的影子。

傅作義之所以把陳長捷調來擔任天津警備司令主要還是無人可用。傅作義出自晉軍,獨立出晉軍之後,所屬的嫡系部隊也僅有一個35軍,後來雖然在35軍的基礎上又擴大了三個軍,但是能够獨當一面的將領不多。而陳長捷號稱宿將,自己又對其有恩,把他從甘肅調到天津,油水上雖然少了些,但是從權柄上講,不知大了多少。

果然,已經脫離戰陣多年的陳長捷接到調令來到天津後,對傅作義是極力表白忠心。因為在陳長捷眼中,傅作義就是他的恩人,不僅在他保定軍校畢業時就把他推薦到閻錫山部下一路高昇,而且還在自己受到閻錫山猜忌的時候,不怕與閻錫山翻臉,收留了自己,並且委以重任。現在天津雖然已經接近前線,馬上要面臨著與四野的決戰,這不正好是向傅作義報恩的好機會嗎?囙此,陳長捷來到天津之後,向傅作義表態:

“請總司令放心,有我陳長捷在,天津萬無一失。”

陳長捷也是說到做到,在他的命令下,天津進行了大範圍的“大搜查、大逮捕”行動,又增兵添將、大力修建工事,意欲把天津建成一個堅固的堡壘。陳長捷的努力就連蔣介石都誇讚不已,認為是國軍將領的典範。

傅作義

傅作義把陳長捷派到天津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為自己留有後路。在傅作義的謀劃中,只要是守住了天津,那就意味著守住了出海口,一旦自己在華北戰敗,那就從天津出海逃往南方。這種謀劃在傅作義精銳的嫡系35軍在新保安被殲滅之後,顯得尤為緊迫。

從數量上說,傅作義雖然在名義上擁兵50萬,但絕大部分精銳都是中央軍,其中雖有孫連仲部的西北軍,但是顯然西北軍和他不是一條心,關鍵時刻能够起到多大作用還是個未知數。

而且,35軍被消滅後,華北“剿總”擺出的一字長蛇陣蛇頭已經被打掉,如果再不把天津握在手中,那自己連逃跑的後路都沒有了。

本來按照傅作義的計畫,一旦戰事不利,自己就率軍逃往綏遠,那裡畢竟是自己的大本營。可是,隨著35軍的覆滅,張家口再次遺失,自己意欲逃往老巢的道路已經不通。至於蔣介石提出的要從華北撤退,把華北的50萬兵力與盤踞在徐州的劉峙、杜聿明集團匯合,更非傅作義所願。自己的大本營在北方,到了南方就成為了客軍,一切軍需物資都需仰仗南京供應,以老蔣的個性,恐怕不需要多久,自己就會成為光杆司令,囙此,率軍南下這條路也走不通。

最後,也只剩下死守天津一條路了。

但是,傅作義在此時卻犯了一個大錯誤,那就是把本來防守天津的主力部隊陸續抽調到北平周邊,僅給陳長捷留下了兩個軍和一個不滿編的師。這也是陳長捷日後詬病傅作義的原因之一。

傅作義的想法也不能算錯。35軍覆滅後,傅作義開始收縮兵力,把過去的一字長蛇陣縮成了兩個團團,一個是北平,另一個是天津。北平防守面積太大了,沒有大量的部隊根本防守不過來。而天津則不同,駐守在渤海灣長山列島的國民黨渤海艦隊隨時可以在海上支援塘沽。

可惜,傅作義失算了。

戰前,根據傅作義的排兵佈陣,我軍認為,重兵駐守的北平和天津是兩塊“硬骨頭”,要想啃下它,勢必付出不小的代價。囙此,四野先遣兵團在配合華北第二兵團和第三兵團消滅了35軍之後,順勢攻下了密雲縣城,做出威逼北平的戰畧態勢。

35軍覆滅後,北平的防線出現了一塊巨大的缺口,為了堵死這個缺口,傅作義只得從天津抽兵彌補,可是這樣一來,天津的城防也露出了缺口,以至於陳長捷在被俘說,天津之所以會在29個小時被攻陷,完全是因為兵力太少,不敷使用所致,很多修建的堅固工事根本就沒有兵力來進行防守。

通過四野先遣兵團的一次佯動,使得傅作義上當,抽調了本來用於防守天津的兵力,造成了天津兵力空虛。就這樣,本來是兩塊“硬骨頭”,通過一次佯動,就變成了一塊“硬骨頭”和一塊“肥肉”了。

在當時,陳長捷也知道傅作義在積極與革命军接觸,所以陳長捷也屢次向傅作義請示辦法,可回答都是令人不得要領的“堅持就有辦法“。其實,傅作義在此時確實有苦衷。可這樣一來,卻把陳長捷害慘了。

陳長捷屬於舊式軍人,講究的就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在沒有接到傅作義明確訓示的時候,他也只能是頑抗到底。

1949年1月13日,革命军對天津守敵發出了最後通牒,可天津守軍包括陳長捷在內,誰也不敢先說出投降這個詞,最後,也僅是拿出了一個含混的回答:

“為了天津免於糜爛,要革命军派負責人來商談,但放下武器有為難之處”。

放下武器有為難之處,這就意味著要拒絕投降。1月14日,在我革命军的强大攻勢面前,天津在29個小時被攻佔,陳長捷被活捉。

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始終對陳長捷抱有愧疚之心。因為傅作義和我軍談判一事屬於高度機密,一旦洩露,後果不堪設想。如果傅作義把已經决定要起義的消息告訴了陳長捷,他倒不是怕陳長捷會去告密,而是陳長捷得到消息後勢必要和駐守天津的國民黨將領們商議,這在特務雲集的天津,是根本無法保密的。一旦消息洩露,傅作義部下的中央軍們會作何反應?如果這些人不同意,進而起兵反抗,就會使大事毀於一旦。

但不管怎麼說,傅作義總是有愧於陳長捷的,並屢次提出要特赦陳長捷等人。

可這些高度機密的消息陳長捷是不知道的,也囙此對傅作義產生了極大地怨憤。他曾經抱怨說:

“他在北平和平談判,命令我堅守不投降。他成了起義將領,我卻成了戰犯。我上了大當!”

陳長捷被俘後,被押到功德林監獄進行改造。在改造期間,陳長捷還是非常積極的,一時間成為了功德林有名的“理論家”。可就有一樣,對傅作義的怨憤始終沒有消除。

有一年,傅作義到功德林探望陳長捷,陳長捷不僅不搭理傅作義,反而對其怒目而視。傅作義想要和他說話的時候,他也故意低頭不語,不肯與傅作義交流,使得傅作義异常尷尬。

1956年,傅作義再次提出要特赦陳長捷等人。

1959年12月4日,陳長捷作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離開了功德林,通過功德林監獄管理人員轉達的傅作義的解釋,陳長捷終於與傅作義盡釋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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