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中國政法大學

【導讀】2021年夏天，隨著中央支持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消息公佈，一場關於“如何定義共同富裕”的社會大討論也悄然興起。近期，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專題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首次對“共同富裕”的理念及相關政策方針作了細化闡釋，再次引起廣泛討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下討論往往聚焦於“共同富裕到底是什麼程度的富裕”、“共同富裕到底是同等富裕還是差別富裕”等具體話題，但還缺乏對共同富裕型社會的整體想像。那麼，在中國人的古今設想中，全民小康、共同富裕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本文梳理了“小康”一詞的產生與歷史流變，闡釋了歷史上關於共同富裕社會的理解和想像。從孔子時起，“小康”的理念就已經包含了國家治理內涵。例如“不勞民”“民為邦本”的仁治文化，追求國家安定、藏富於民；“謹於禮”“和為貴”的禮治文化，追求建設和諧社會；“文教”“好生”的德治文化，追求精神生活的小康；選賢舉能、直言極諫的吏治文化，要求政府公職體系選賢舉能、量才任使、賞罰分明、重視德行。可以看到，傳統理想中的全民小康、共同富裕一直都是整體意義上的、綜合立體化的社會設想，這對於我們今天建設共同富裕社會，依然具有參攷意義。

“小康”語義的歷史變遷與現代啟示

“小康”一詞自古有之，歷經了數千年的歷史變遷。在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文明古國，“小康”被不同時代賦予了怎樣富有啟發意義的文化意蘊？本文通過梳理“小康”的歷史演變脈絡，探究其蘊含的“民為邦本”的傳統文化意蘊及其現代啟示。

▍“小康”語義的歷史變遷

（一）“小康”起源於《詩經》，初指體恤百姓

“小康”一詞可考的最早文獻是“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及中國，以綏四方”，出現在《詩經·大雅·民勞》，中國最早詩歌總集《詩經》中之一篇，為周朝大臣召伯虎所作。此詩描寫平民百姓的困苦狀態，勸告統治者周厲王要愛惜民力，體恤百姓。

後世轉引此詩的作品大多從體恤民情使群眾休養生息的意義上運用“小康”。比如，《左傳·昭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漢書·元帝紀》記載“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詩》不雲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之後，即使和平時期，這句話也被引用來指與民休息，不勞民。

（二）“小康”內涵提升到國家治理層面

孔子提出“大同”社會後，“小康”的社會政治內涵更豐富了。

《禮記·禮運》中記載了孔子的“大同”和“小康”思想。“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而“小康”則指“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

在孔子看來，小康和大同是有區別的。大同社會是古人心目中的最高理想社會，這個社會財產公有，政治開明，秩序穩定，是“大道之行”。領導者通過禪讓產生，最有道德的人是社會的領導者。因為生產資料公有，不再擁有私人財產，每一個人在生活上都能够把他人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對待。在這個社會中，“禮”沒有了存在的必要，也沒有了使用奸詐權謀的必要。

然而，在孔子生活的現實中，原先的禪讓制被世襲制取代了，奸詐權謀開始盛行，戰爭時有發生。囙此孔子寄希望於一個“禮義以為紀”的小康社會。在小康社會中，統治者是“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這些聖王，由“禮”維持著社會秩序。君王和臣子之間以“禮”默契合作，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以“禮”和睦相處。按照“禮”的規定，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有道德的人得到表彰，有過錯的人受到懲罰。

這裡的“小康”相比最初的“小安，不勞民”而言，已經上升到國家治理層面，演變為一種社會狀態。《禮記正義》對此解釋道：“康，安也。行禮自衛，乃得不去埶比特，及不為眾所殃，而比大道為劣，故曰‘小安’也。”根據這一解釋，“康”所指的“安”，內涵已變成因“行禮自衛”而統治安穩。後世儒家學者不斷用“小康”“大同”探討人類社會歷史演變的內在規律。

兩漢時期，“小康”開始被看作一種與“凶”對舉的社會狀態，即失去禮儀而導致社會失序。《新書·憂民》記載“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到了六朝，中國戰亂不斷，人們多次引用“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表達對戰爭結束，國家統一，休養生息，生活安頓的渴望。“小康”逐漸指一種良好社會狀態。

唐代國力强盛，“小康”出現次數明顯增多，用於歌功頌德或形容已經實現的良好社會狀態。如《全唐文·大曆八年夏至大赦文》記載“關輔之內，農祥薦臻，嘉穀豐衍，宿麥滋殖。閭閻之間，倉廩皆實，百價低賤，實曰小康”。此外，對於如何實現“小康”，已提出德治、選賢與能的策略，常見於皇帝用來頒佈政策的詔旨。

（三）近代以來，“小康”成為社會進化歷程中的重要一環

近代以來，進化論傳入中國之後，“小康”就成為通往理想社會進化歷程中的重要一環。康有為以進化論解釋《禮記·禮運》中的小康、大同之說，認為人類要從亂世進化到太平之世，中間必須經過一個小康之世的階段。實際上，康有為是假借孔子之名推行自己的變法主張，把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觀引入中國，建立西管道的社會政治制度。這是對古代“小康”和“大同”社會思想的一種新發展。康有為之後，孫中山也堅持進化論觀點，認為“……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提出了創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實施方案。

經歷小康進而走向大同符合進化論觀點，也符合社會發展的歷史唯物史觀，但在具體路徑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社會主義方案：探索通過人民民主共和的“小康”發展之路，通過人民當家做主來實現社會進步，這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不同，具有“中國特色”：

第一，實行公有制基礎上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普遍提高而不是部分提高，這是關鍵。第二，對“小康”的定義有清晰的認識，即在溫飽的基礎上，實現人民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第三，製定了具體可衡量的、根據國內外不同時代背景、分階段建設的“小康”發展目標。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實現從“溫飽”到“小康”；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建設小康社會；中共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共十九大進一步提出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至此，小康社會的實現路徑更為具體和明確，目標也更為清晰。

通過對“小康”的歷史文獻梳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康”的歷史發展脈絡，概括為下錶：

▍“小康”語義歷史變遷的文化意蘊和現代啟示

自從“小康”概念出現兩千多年來，中國仁人志士對“小康”的探索從未停止。“小康”作為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的重要概念和發展目標，歷經長時期的歷史變遷，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意蘊，可以為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提供很多啟示。

（一）“不勞民”“民為邦本”的仁治文化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從“不勞民”出發，強調對百姓要“遍加惠養”，這體現了“民為邦本”的仁治文化，表明中國自古代社會已充分認識到百姓的重要性。歷史文獻中提到的為實現“小康”而如何“不勞民”的舉措主要有：

1.依靠减少租稅免除勞役來減輕百姓負擔。如《全唐文·征契丹還大赦文》：“今則朔陲稍靜，中夏小康……自今年契丹犯境已來，有人戶實經虜殺劫人者，其夏稅十分，已令减放二分苗子並沿征錢物，今更特减放一分，其今年征正稅錢物等，亦與十分內减放二分。”

2.統治者勤儉節約不煩勞百姓，如《全唐文·令所司備南郊儀注劄》：“朕受命上元，宅心下土，時已曆於三載，漸至小康……務從省約，無致勞煩。”明《餘冬序錄》記載：“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

3.消弭戰爭，國家安寧。如《蘇軾集·三馬圖贊（並引）》：“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

4.富民政策。如《全唐文·相州公宴堂記》：“一年而牆宇興，二年而耕稼盛，日就月將，遂臻夫小康。”

“不勞民”“民為邦本”的仁治文化在今天也有重要意義，就是要實現人民安居樂業，以民為本，以人為本，仁政愛民，執政為民，使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實施精准扶貧戰畧並進而實現人民共同富裕，這是當代“民為邦本”仁政文化的具體體現。

（二）“謹於禮”“和為貴”的禮治文化

“小康”社會要求的“謹於禮”，體現為一種以禮治國的禮治文化，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中華民族作為禮儀之邦，講禮節、懂禮儀，不僅有利於形成一種謙和知禮的良好社會秩序，而且對樹立中國大國形象也有重要作用。

此外，《論語·學而》提出“禮之用，和為貴”，“禮”面對的是不同等級、差別的存在，而“和”則是承認有多樣性的統一。強調“和為貴”，就是在承認有差別的前提下，協調各種不同差別之間的關係以建設和諧社會。由於市場經濟體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導致了許多問題已經超越舊有的解决問題的框架。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主要衝突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衝突。這就需要我們在實踐中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亯的新發展理念。

（三）“文教”“好生”的德治文化

在實現“小康”的舉措中，古人重視德治的作用，而實現“小康”的“德”有兩種不同類型，一是文教之德，如《全唐文·征契丹還大赦文》記載“戢干戈而寧耀武威，撫夷狄而但修文德……今則朔陲稍靜，中夏小康”。二是“好生之德”，如《全唐文·春令赦宥詔》提到“洎中夏小康，湯綱宜開於三面，用示好生之德”。

文教之德，強調的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建設精神文化生活的小康。“好生之德”則體現為一種“德法兼治”的思想，即寬赦刑罰。《全唐文·上軍國利害事》記載：“詩不雲乎：‘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總之，文教之德可以興邦國，好生之德可以恤民意，這其中體現的德治文化對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四）選賢舉能、直言極諫的吏治文化

要實現“仁治”“禮治”和“德治”，離不開治理之人的貭素和修養。孔子所設想的“小康”是一個以君子乃至精英為主導的社會，治理之人對實現“小康”尤為重要。要實現“小康”，離不開賢能的治理者。《舊唐書》記載“朕在位僅將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古代典籍在記載實現“小康”舉措時，多重視官吏的治理，尤其唐代多用“小康”對吏治進行褒揚，如《全唐文·貶張浚鄂嶽觀察使制》記載官吏張浚“早以盛名，稱為奇士。由是再加召用，委以鈞衡，謂其必致小康，克勝大任”。

唐代文獻也記載了實現“小康”吏治文化的舉措：第一，要選賢舉能，如《全唐文·即比特赦文》“仍以時經多事，民未小康……任賢勿二，得士者昌，仰稽聖謨，敷求時彥，訪諸貞遁，庶無遺才”。第二，要量才任使，如《全唐文·改元同光赦文》“漸致小康，永清中夏。……或所在有義行頗高，為鄉里所推者，並仰准例舉選，所司量才任使”。第三，要廣開言路，採納直言極諫，如《全唐文·册尊號赦文》“所賴王公卿士，戮力一心，善無細而不行，惡無大而不去，革彼積弊，成斯小康。……在朝文武臣寮，並諸色職員，有直言極諫者，如上封章，盡當開納”，《全唐文·即比特赦文》“言路既廣，頌聲則聞”。第四，獎罰分明，如《全唐文·册尊號赦文》“賞必有功，豈以親讎而厚薄？”。第五，重視官吏之德行，包括仁寬順廉等方面，如《全唐書·大唐睢陽郡柘城縣令李公德政碑（並序）》記載“封理聞乎小康，……故道不虛行，人仰攸塈，勝殘去殺，百姓稱仁焉；省徭薄賦，百姓稱寬焉；敬上愛下，百姓稱順焉；輕財重義，百姓稱廉焉”。古代吏治文化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對我們今天公務員隊伍的建設也有借鑒意義。

▍結語

本文梳理了“小康”的歷史發展脈絡。從《詩經》中的“小安，不勞民”，到儒家脉络中次於“大同”的良好社會狀態，再到近代以來成為理想社會進化歷程中的重要一環，“小康”蘊含著豐富的文化意蘊，即“民為邦本”的仁治文化、禮治文化、德治文化以及吏治文化，提倡以人為本、建設禮治之邦、德法兼治、健全公務員制度等，這都給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現代啟示。

“小康”是中國古代社會文明發展中形成的特殊形態，從世界範圍上看，“小康”的說法具有“中國特色”，是中華文化走向現代文明的歷史見證。相比“大同”的終極理想狀態，“小康”的社會理想距離百姓生活的切身需求更近，也更容易為普通羣衆所理解和認同。歷史文獻記載為我們展示了歷代仁人志士心中的“小康”社會理想，其設計所體現的政治智慧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我們要從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寶庫中，挖掘其中的傳統文化意蘊，從而為當代社會更好地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歷史智慧和啟示。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2020年第4期，原題為《“小康”語義的曆史變遷與現代啟示》。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