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通崗浪的“化外之地”在歷史上存在了近50年，1947年神木解放，國民黨神木縣政府甚至逃往通崗浪，但不久便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土崩瓦解。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似乎是想要從當年淒風苦雨的走西口中，找到些許可以安慰人心的經歷，雖然通崗浪河如今已經不復存在了，但當年陝北人民走西口的鹹澀眼淚，也曾被那河水沖了淡些許。而通崗浪成為“化外之地”後的富裕，也有力地說明了當年蒙古江湖的險惡或王公社會的腐朽。

這個地方叫通崗浪。今天，人們還能在一些資料中看到它的名字——通崗浪溝，但是，這個崗浪溝已經不是當年的通崗浪了。從文字上分析，通崗浪的名字應該來自通崗浪溝，但通崗浪溝應該只是通崗浪的一小部分。

也有一些資料上說，通崗浪還有一條河，叫通崗浪河，這條河應該是黃河滲漏而形成的河，應該是斷斷續續類似於沼澤的泥濘地，但隨著當年走西口的人們對這裡的開發，以及清末的放墾活動中，這條河當下也不應該存在了。

在1990版《神木縣志》中，我們看到了有關通崗浪的詳細記載：通崗浪原為內蒙古烏審旗轄地，距神木縣城西北向120公里。清光緒年間，烏審旗蒙古人將神木籍商民驅逐回縣，並將房屋燒毀。邊商呂萬有等人控訴於神木理事廳和榆林府尹，轉報督撫派人查實，會同蒙人代表查辦。結果將通崗浪南北長100餘裏、東西寬10裏的地域，賠給邊商，此後這250平方公里的土地，便成了邊商的“獨立王國”。民國初年，邊商從長計議，呈請神木縣管轄。1949年，人民政府將通崗浪全部劃歸內蒙伊克昭盟。

文字敘述很簡單，但背後的故事很複雜。

我們在以前的文字裏說過，明朝為了守衛邊界，到了每年秋冬季節，就讓守衛長城的部隊由長城腳下向北50裏的地方去燒荒，讓前來進攻的蒙古軍隊的戰馬在這裡沒草吃，不戰而退。時間一久，這些地方就被燒成了黑色的，被稱為“黑界地”，很是肥沃，卻不允許蒙古人前來放牧，也不允許漢族人前往開墾種地，成了一條人為的隔離帶。

到了清朝康熙時，這條隔離帶基本得到了開放，康熙皇帝允許漢人前去隔離帶開墾種地，於是，隔離帶就有了一個新名字——“禁留地”。長城之內大量的人們前往種地，但當時並不讓他們滯留在那裡，春天下種、秋天收穫，種完了，種地的人就得回到口內的家裡，是“禁留”的地方。儘管禁留，但人們還是把那些地給種熟了，所以，“禁留地”也就被稱為“舊牌子地”。

為什麼會有牌子呢？這是因為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派出官員來到榆林等地勘察，規定：“五十裏以內，有沙者以三十裏立界，無沙者以二十裏立界，准令民人租種。”並在劃定的界址上堆土或樹木牌。五十裏是明朝留下的寬度，有沙即是有沙漠的地方，可以種五十裏的三十裏，沒有沙漠的地方只能種二十裏。這是一條界線，人們不可以逾越，其長度大約在今天的烏審旗、准格爾旗至烏蘭察布一線，有2000多裏。所以，人們也將這條線叫“康熙線”。

然而，由於當時口內人多地少，大量的人口湧入“禁留地”，時間一長，這“禁留地”就不够了，也就對“康熙線”有了突破。到了乾隆年間，“康熙線”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朝廷看著不行，就將“禁留地”的寬度加大了，規定：“於舊界外再展二三十裏，仍以五十裏為界。”就是說，把明朝留下來的那五十裏寬度全都給用上了，於是，這條線被稱作了“乾隆線”。

“乾隆線”的結局與“康熙線”基本一樣，人們邊種邊越，不斷向草原深處進展，基本上把“乾隆線”以北的能種的地方都給種了，時間一久甚至突破了“禁留”的規矩，慢慢地成了“禁留地”上的居民。這樣一來，就發生了三種能够一目了然的現象：一是蒙古的貴族、王爺坐收租金，發了財；二是前去種地的一些口內人，通過一些手段，擁有了大量的土地，成了地主；三是人口的流動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發展，一些人成了富商大賈，這部分人就是人們常說的那些因為走西口而發了財的人。

不能一眼看到的是老百姓常說的那句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其實就是社會，“禁留地”或“隔離帶”上的社會，各種力量在這片土地上的利益爭奪。至清末慈禧太后時，“禁留地”得到了官方組織層面的大規模開發，各種勢力更是此消彼長，紛繁蕪雜。

首先是抗墾派。這是一支以蒙古貴族、王爺為主的力量，他們是當地的地頭蛇，不可能好端端地將自己先前用以收租的土地拿出來，貢獻給朝廷，讓朝廷開發利用，所以明著暗著都在和朝廷較勁兒。這中間出現過在今天被一些人稱為“抗墾鬥爭英雄”的叫丹丕爾的人。

丹丕爾時任准格爾旗東協理，出身貴族，老家就在黑界地邊上。早年，他利用職權私自放墾“禁留地”土地，整個家族都沾了光。據說，他有個堂弟叫巴圖敖其爾，私刻公章，把“禁留地”上的一片森林賣給了陝西商人，結果被告。旗府派兵來抓巴圖敖其爾，巴圖敖其爾手下衛隊打跑了旗府兵不說，還毀了一些人的五官，發配他們到黑龍江充軍。巴圖敖其爾橫行江湖，仗勢欺人，對抗官府，是丹丕爾家庭乃至整個蒙古貴族當時的一個縮影。

清廷派出墾務大臣貽穀放墾後，丹丕爾陽奉陰違，盡力延后放墾時間，後因動員蒙漢群眾拒交壓荒銀被撤職，公開組織領導武裝抗墾鬥爭，拒絕報地，封锁丈量，並進攻墾務局，驅逐丈放官員，迫使伊盟墾務陷於停頓。最終，清廷派兵鎮壓這支力量，丹丕爾被捕，並在今呼和浩特被殺害。

另外一派可稱為投降派。這一派仍是以蒙古貴族、王爺為主要力量的，他們見胳膊擰不過大腿，為保住其蒙古貴族的身份和地位，曲意逢迎放墾政策，積極報墾，以錶對朝廷的忠心。在這派人的身後，大約還有一個群體，為了自身的利益，在兩派之間的夾縫裏得以生存。主要表現為，抗墾派被朝廷罷免甚至殺害，旗府中的職位就會被空缺下來，他們會千方百計弄到空缺職位，進而達到刁鑽營私的目的。

在這群人中，有個成功的代表，叫那森達賴，本是准格爾旗府的一個小秘書，最終在放墾活動中依靠身為清廷格格嫁到旗府的“四奶奶”的勢力，最終成為了准格爾代理王爺。清末以後，他通過巧取豪奪的手段，聚斂了大量的土地和金錢，成為晉陝蒙毗鄰地區最大的地主和財主，甚至還買槍械子彈，有了自己的武裝。因為當時“禁留地”行政管理許可權不甚明了，在他的經歷裏，還曾有過這樣一故事：1913年，他讓自己的堂弟奇文英帶領人馬到陝西省府穀縣的古城，砸了民國政府設在那裡的稅卡子，收回了准格爾旗的柴炭稅徵收權。甚至將神木理事通知衙門派出的51人包圍在准格爾旗境內的樹林裏，剝光了他們的衣服，對他們進行侮辱，讓他們光著身子跑回神木。

這就是當年的“禁留地”，是一個江湖，也是一個社會，各種道行在這裡相互爭奪，是一個水很深的地方。我們前文中所說的通崗浪，當然屬於“禁留地”，是“禁留地”江湖或者社會的一個縮影。

《神木縣志》中記述的官司是這樣的：在“禁留地”的江湖裏，受到壓迫的僅限於當年走西口去塞外種地的人們，但是，隨著清末社會制度的腐朽，蒙古地區的老百姓和其他地方一樣，也逃不過蒙古貴族的壓榨，隨著苛捐雜稅不斷地新增，世襲的蒙古王公加緊剝削，這便有了人民的反抗。而“獨貴龍”囙此成了一個比較響亮的名號。

“獨貴龍”亦作“多歸輪”等。蒙古語音譯。“獨貴”意為“圓”，“獨貴龍”意為“環形”或“圈子”。蒙古族人民近代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一種組織形式。因參加“獨貴龍”的人聚會時坐成圓圈，以表示成員的平等身份。在發表會議決議或上書呈控簽名時，也均作環形，使人不知首尾，避免暴露領導者，故名。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對內蒙古地區大量徵兵籌餉，攤派駝馬，加重蒙古族人民經濟負擔；而蒙古封建王公為維護其封建統治利益，積極回應清政府捐輸銀兩、駝馬的號召，加緊對蒙古人民實行殘酷的經濟剝削與壓榨。1858年（咸豐八年）丕勒傑在廣大牧民的支持下，成立了反抗封建統治的“獨貴龍”組織。在通崗浪，“獨貴龍”組織將萬盛魁等48家邊商的房屋搗毀，並將帳簿全部焚毀。但事平之後，邊商卻把全部責任推到烏審旗王公身上，並提出巨額苛刻的賠償要求。

起初的時候，烏審旗的王公貴族們認為這事兒不是自己幹的，也就和自己沒關係，不予理睬。但一個叫呂萬有的人卻站了出來，决定由自己帶頭，代表48家邊商和烏審旗的王公貴族們打官司。呂萬有是神木人，從小在“禁留地”打工，精通蒙漢兩種語言，是萬盛魁的管家，在邊商有一定的威望。官司最先從神木衙門打起，當時神木有朝廷理藩院派駐神木專管伊盟各旗事務的機构，而理藩院即是蒙旗的直接主管單位。因為烏審旗的蒙古王爺還是不予理睬，呂萬有就把官司打到了山西巡撫那裡，並最終上訴到了朝廷的理藩院。

烏審旗的蒙古王爺害怕呂萬有將“獨貴龍”的真相在北京鬧騰出來，因為這事兒畢竟是發生在自己的地盤上的，說到底對自己是不利的，就採取了一個自認倒楣的辦法——自己認輸了，並把將通崗浪一帶約五百多平方裏的土地賠給邊商，承諾由邊商自己放墾經營，旗府不再從這裡不收“水草”、“靠圈”、“地鋪”等捐稅。

這樣一來，呂萬有一下子從一個打官司的人變成了通崗浪的土皇帝，把通崗浪變成了一個“獨立王國”。蒙古王爺管不著他的地界，他呢也可以在這裡發號施令，與蒙古王爺平起平坐。因為是神木人，他便動員家鄉人民移民這裡，共同開發建設；又因為是商人，思路活躍，善於經營，沒幾年工夫，他便讓通崗浪變得富裕了起來。

到了民國時，呂萬有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個事情，於是請來神木縣管轄通崗浪，這樣可以减少蒙旗對通崗浪的干涉，甚至可以避免蒙旗和通崗浪之間的一些衝突，同時，他又為當時的神木縣長送去了不少銀兩，通崗浪的一切戶籍、田賦、牲畜捐稅等等，均由他一人說了算。如此，在從清末到民初的十幾年裏，通崗浪成了名副其實的“化外之地”。能富裕到什麼程度呢？據說，1938年前後，曾有一支國軍騎兵部隊在此駐紮，3000多人的部隊在三四年的時間裏，口糧全靠當地供應。

通崗浪的“化外之地”在歷史上存在了近50年，1947年神木解放，國民黨神木縣政府甚至逃往通崗浪，但不久便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土崩瓦解。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似乎是想要從當年淒風苦雨的走西口中，找到些許可以安慰人心的經歷，雖然通崗浪河如今已經不復存在了，但當年陝北人民走西口的鹹澀眼淚，也曾被那河水沖了淡些許。而通崗浪成為“化外之地”後的富裕，也有力地說明了當年蒙古江湖的險惡或王公社會的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