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前中國對外的經濟線路以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為主，所以政治中心靠西北地方。唐之後海運逐漸成熟，海上貿易變得頻繁起來，所以政治中心開始向東南方向移動。到了明清時期，由於閉關鎖國，所以明朝開始想北移（為了抵抗北方侵擾也是一個原因）。

清和元也好理解，他們是北方遊牧民族入關，他們最先時期沒有完全融入中原，又割捨不下對發祥地的依賴，所以在北京建都。關中經過幾代王朝和戰亂肆虐，已經殘破不堪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根本難以養活首都，唐朝皇帝大臣已經多次到洛陽就食。特別是唐宋時期經濟糧產中心向江南胡廣轉移，首都必然跟著走。

唐中後期，自安史之亂，長安城六度淪陷，天子九次出逃避難，每次淪陷都是一次劫難。當然最狠，最直接的就是朱溫，跟土匪一樣，長安城能拆的拆，拆不了的也悉數焚毀，可以說自此以後長安基本上就失去定都的資格。

主要是因為安史之亂，安史叛軍從河北做大做强，儘管歷經8年平息了安史叛亂，但是留下了河朔三鎮這個隱患，也造成了唐朝後期藩鎮割據這個局面，有重大影響力的大軍閥頭子都是出自河東地區，比如割據山西的沙陀李克用，割據河南的朱溫，割據河北、山東的三鎮以及劉仁恭等，遼東的契丹耶律阿保機，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從安史之亂以後，就開始被河朔藩鎮割據的大軍閥們所替代，政治中心自然也轉移到河東地區。

北宋時，長安經濟地位衰落，且唐末多年戰亂長安群眾驟減。並且此時長安已無法作為北方的政治中心，其政治影響已弱於洛陽開封。而開封曆五代經營，經濟政治已不遜於任何都市，其便利的交通掌控河北，便於同遼國爭奪燕雲十六州。同時考慮到西夏在十一世紀的興起，長安也就自然不如開封，開封是因為漕運發達才作為都城。

就是拿明朝來說，首都百萬都市人口每天消耗對古代來說是天文數位，千里運糧，十不存一，國力消耗巨大。朱棣末年遷都北京，就是有漕運之便，國力也一落千丈，其子明仁宗期望遷回南京，可惜天不假年只在位一年，臨死念念不忘，遺詔：“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仰鹹南京，斯也吾之素心。”更不要說運糧到西安。

遼國（契丹）興起之前，絲綢之路主要在河西走廊一帶，起點（終點）是長安。遼國統一北方草原之後，絲綢之路就轉到了西伯利亞草原上，終點是北京；西夏興起之後，絲綢之路從河西走廊到蘭州後，直接拐到了銀川平原，最終也到了北京。所以，唐朝之後，北京取代了原來長安（西安）對外開放、東西方文明交往橋頭堡的地位，關中地區一下子變成了偏遠邊陲之地。幸運的是，一帶一路和引漢濟渭（東莊水庫）讓關中地區有再次站在世界舞臺中央的機會。

唐朝的長安城也是俗稱，正式的稱呼是西京京兆府，兩個附郭縣長安和萬年，用長安稱呼都城就像明清時期用大興稱呼北京一樣。同樣，北京在明清也是俗稱，正式的稱呼是京師順天府。長安其實所代表的是一個文化意義，一段歷史傳奇，細究城地府穀毫無意義。長安、西安各有淵源，因為歷史，“長安”更顯詩文氣質，有詩，有酒，有故事。有人說起現在的西安，已經落魄成了“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