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下午，天津城南的馬路清修禪院的居士林，突然傳來了“砰砰砰”三聲槍響，只見北洋政府時期的直系軍閥之一，與張作霖、吳佩孚並稱為“北洋三大軍閥的孫傳芳後腦勺中槍，應聲倒地。

行刺者是一名年輕女子，在刺死孫傳芳之後，施劍翹並沒有離開，而是高聲喊道：“各位朋友不要怕，孫傳芳是我打死的！我是為父親報仇，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會連累大家！”當地的警詧很快就來到了現場，施劍翹神情自若，很從容的就認罪了。

施劍翹為父報仇是因為在十年前，孫傳芳殺害了她的父親孫從濱。

十年前，孫傳芳趁東南各省圍剿北伐軍的時候，趁機派兵北上，覬覦奉系集團佔據的山東、河北兩地。當時施從濱任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長，在北洋政府的命令下，率兵迎戰，在安徽固鎮一戰中，由於孤軍深入，陷入孫傳芳重兵包圍之中。施從濱率軍突圍不成被俘，這位老將軍在被押到孫傳芳的身旁後，孫傳芳沒有多說話派人將其斬首，屍首就放在鐵路旁，施劍翹在同族兄弟的幫助下才得以將施從濱的屍首運回。

當時施劍翹年僅二十歲，而孫傳芳則握有五省聯軍軍權，施劍翹想要為父報仇無疑是難於登天。無奈之下，施劍翹委身下嫁於比自己大十歲的閻錫山部下的施靖公，希望借助施靖公的勢力來報仇，但是事與願違，施靖公的部下被改編，報仇之事化為泡影，自此之後，施劍翹就明白了，求人不如求己，下定决心刺殺孫傳芳。

孫傳芳自北伐戰爭後，率殘部退到河北灤州，不久離軍，從大連移居天津。施劍翹聽說後母親輾轉來到天津，寄居英租界。她將獨生子大犁送入富貴子弟學校讀書，想通過兒子所在學校發現孫傳芳行踪。根據她每日觀察，孫傳芳的小女兒也在此富貴子弟學校讀書，每日由僕役接送，施劍翹每日觀察探訪，但仍未發現孫傳芳的行踪。

1935年10月，為了給先人遇害十周年祭辰做超度，施劍翹母女來到附近的草廠庵，與主持和尚商談念經做佛事之時，無意中得知孫傳芳在此辦起居士林，每逢誦經期必來庵內主持誦經念佛，施劍翹得知後策劃了這次謀殺。

施劍翹被捕後，天津地方人民法院審理了這次案件，此時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大公報》以“孫傳芳如此下場”為題報導了這一消息，認為孫傳芳之死，是罪有應得；《大眾生活》雜誌發表感言稱：孫傳芳皈依佛門，一面做和尚，一面當間諜，是今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放下佛經，立地成屠”的典型屠夫。許多社會人士對施劍翹的行為表示莫大同情，稱其孝心驚天地、泣鬼神。

孫傳芳的家人以及依附於孫家的權貴舉行大規模的記者招待會，聲稱“殺人償命”，必須要將施劍翹處以死刑。

社會各界對施劍翹予以聲援，《晶報》刊登於京安徽學會致各報館、社會團體、父老姐妹的通電，呼籲政府對施劍翹予以特赦。《朝報》發表揚州婦女致首都、上海同仁請求聯合營救的通電，歷數孫傳芳的罪惡，讚揚施劍翹為父報仇、手刃巨惡、從容自首、大義凜然的精神，經乞各界人士一致營救，早脫囹圄。馮玉祥、李烈鈞、張繼等國府委員也聯合呈請政府特赦。

最終，施劍翹被特赦。

施劍翹出獄後，積極為祖國解放和建設做貢獻。1942年，施劍翹發起捐獻飛機的倡議，得到各界的響應，最終募得3架飛機的資金。後來施劍翹為解决辦學經費到滬上募捐，曾造訪周恩來、鄧穎超的居住地。在此期間，她和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有過多次接觸並逐漸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深厚感情。

抗日戰爭勝利後，施劍翹曾不止一次去梅園拜訪周恩來和鄧穎超。她堅信中國的未來屬於共產黨，勸說擔任國民黨74軍中將軍長兼南京警備司令的嫡堂兄施中誠，迫使其兄答應辭去軍長職務，不直接與革命军作戰。她還說服兩個國民黨少將軍銜的胞弟施則凡、嫡堂弟施仲達留在大陸為新中國效勞。

新中國成立後，她因病移居北京，病癒後又移居五臺山光明寺村，並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57年當選北京市政協委員會特邀委員。1979年病逝於北京，享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