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競發刺桐港”,宋元時泉州憑啥榮登“東方第一大港”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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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年7月16日,第44届世界遺產大會在福州開幕。最新消息表明,泉州申遺獲得通過。它從一名不見經傳的沿海小城,到唐代時嶄露頭角,兩宋時更因大量海商頻繁往來,海外貿易日益繁榮而璀璨;至元代臻於極盛,因“千帆競發刺桐港,百舸爭流絲綢路”,而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梯航萬國”的“東南巨鎮”。又是哪些因素,將它推上“東方第一大港”的“寶座”的呢?

2021年7月16日,第44届世界遺產大會在福州開幕。“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被提交本届大會審議。最新消息表明,泉州申遺獲得通過。泉州,曾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它從一名不見經傳的沿海小城,到唐代時嶄露頭角,兩宋時更因大量海商頻繁往來,海外貿易日益繁榮而璀璨;至元代臻於極盛,因“千帆競發刺桐港,百舸爭流絲綢路”,而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梯航萬國”的“東南巨鎮”。它被稱作“宋元時期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之一”,究竟有哪些證據呢?又是哪些因素,將它推上“東方第一大港”的“寶座”的呢?

一、宋代泉州:初具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雛形

泉州在先秦秦漢時期的歷史文獻中,可謂寂寂無聞。這裡本是越人聚居區,罕與中原諸國往來。秦一統天下,南略越地,在此置閩中郡。秦末大亂,群雄紛起。劉邦稱帝後,封追隨自己征戰的越人首領無諸、搖、織為閩越、東甌、南海王。泉州其時屬閩越國。漢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111年)滅諸越,遷其民於江淮間。260年,孫吳在閩南置東安縣,縣治今泉州九日山下,轄今南安、晋江、同安等縣。兩晉之際,北方擾攘,大量群眾南遷,史稱“永嘉南遷”。泉州成為南遷的中原漢民主要聚集地之一。東晉南朝期間,南遷的北方群眾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能,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包括福建在內的南方地區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南朝陳時,文獻中已有泉州(時稱梁安郡)用大舶與南海諸國往來的明確文字記載了。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泉州正式定用今名,且與廣州、交州、揚州並列為當時對外商貿四大港口。唐末五代,中原大亂。為躲避戰亂,大量群眾南遷入閩,為泉州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北宋建國後,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泉州經濟迅速發展起來,海外貿易增長尤速,港口經常“有番舶之饒,雜貨山積”。宋哲宗時,正式在泉州設立福建市舶司,便利了泉州海外貿易各項手續的辦理,促進了泉州海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北宋時,包括大食、波斯、占城等31個國家與泉州有商貿關係;南宋後期,已多達58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宋代時的泉州,已初具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雛形。其主要表現有:

(一)海外航線數量眾多

當時,從泉州出海的航船,一般有三條航線:一是西南航線,即從泉州出海,向西南方向行駛,經過廣州、西沙群島,抵達占城(位於今越南中部)、真臘(今高棉)、渤泥、闍婆、三佛齊(位於今印尼群島),然後,通過麻六甲海峽,再向西航行,進入西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可到天竺(今印度)、大食(今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等地。二是東南航線。從泉州出發,向東南航行,抵達麻逸(今印尼的蘇拉威西島)、三嶼(今菲律賓)、琉球(今臺灣)等地。三是東北航線。從泉州出發,沿海向東北方航行,抵達高麗(今朝鮮/韓國)和日本。從泉州港西南、東南、東北三條主要航線來看,說當時泉州港是聯結東亞、西亞、東非、東南亞世界海洋商貿中心之一,似不為過。

(二)泉州與上述國家和地區的商品貿易極為發達

自漢代至唐代,隨著北方群眾的大量移入,他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科技,及充足的勞動力,使泉州地區的農業、手工業迅猛發展。絹、絲綢、瓷器等產品隨著泉州海外貿易的日趨興盛,而大量銷往上述國家和地區;中、外商人也將香料、藥物、犀角、玳瑁等大量運至泉州售賣。囙此,有人曾將在宋代中、外海上貿易線稱為“海上香料之路”、“海上瓷器之路”。繁榮的海外貿易,為泉州賺取了大量財富。據統計,南宋紹興年間,泉州市舶的每年收入近一百萬緡;當時南宋全部稅收,不過四千五百萬緡。也就是說,泉州僅市舶每年收入,竟約占南宋全部財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左右。

二、元代泉州:“東方第一大港”,世界海洋商貿中心之一的正式形成

鑒於宋代泉州繁榮的海外貿易,及其帶來的巨大經濟收益,元朝統治者早在滅亡南宋、統一全國前,就極為重視泉州。1276年,在攻陷臨安前,元軍統帥伯顏就急不可待地派人前往泉州,招降主持市舶司事務的蒲壽庚兄弟。十二月,蒲壽庚上錶降元。儘管這一舉動,給他招致後世駡名;蒲氏後人也囙此遭到明朝廷的嚴懲。但不容否認的是,蒲氏降元,使泉州免遭兵燹。曾淩駕泉州之上的廣州,卻因元軍三次攻陷,經濟、社會蒙受巨大損失。元朝統治時期,泉州海外貿易更是迅猛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也囙此徹底將它推上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東方第一大港”的寶座。其主要表現有:

(一)海外商品交易數量、種類遠勝前代

元朝統治者積極鼓勵商人大量進口海外商品。據《馬可波羅遊記》、《伊本·白圖泰遊記》等文獻記載,元代從泉州港進口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藥材、象牙、珍珠、寶石等寶貨珍玩、鹿皮孔雀毛等工業、手工業原料、紡織品、金屬器物、各種器具用物及食品等。其中,香料、藥物依然在泉州進口商品中佔據主導地位。在商品出口方面,元代泉州港同樣也以瓷器、紡織物為主;另有水銀、銀珠、紙紮、硫磺、雨傘、鐵鍋、銅盤、木梳、針等日常生活用品,和一些金屬礦產品、農副產品。而且,元代泉州港的外銷商品,大多是福建和泉州本地的產品。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一時期,泉州地區農業、手工業生產,已相當發達。

(二)元代海外貿易範圍較以往更加廣大

元代通過泉州港進行海外貿易的國家和地區,較宋代幾乎新增了一倍。除《諸蕃志》中記載的58個國家和地區外,又新增了今天的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斯里蘭卡、伊朗、埃及等10餘個國家的40多個地區,使總數達到了98個國家和地區。當時泉州主要的海外貿易航線,是從泉州港到占城、三佛齊、闍婆、渤泥、波斯灣沿海、非洲、高麗、日本和歐洲諸國。

文史君說

憑藉得天獨厚的優越地理位置,如位於泉州灣內,水寬浪靜;周圍有很多深水良港,可停泊大型船隻;離海上主航道較近,可隨時供來往船隻中途停泊、避險;加之泉州地狹人眾,缺乏耕地,既不適合大規模發展農業,也不適合發展單一產業;逼迫相當數量的居民從事手工業、商業,進而從事海外貿易。另外,兩晉之際、唐末五代、宋末元初社會大亂時,泉州基本上都遠離戰火兵燹。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促進了泉州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宋、元兩朝統治者都高度重視海外貿易,並製定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優惠政策,如大力鼓勵商人的商貿活動、積極招徠外商、對從事海外貿易做出卓越貢獻的外商或華商授予官職、尊重各國商人及其他行業人士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習慣、對外商的經商活動提供種種便利等,極大增强了泉州對外商的吸引力,提升了泉州海外商貿活動的競爭力。種種因素綜合作用下,將泉州由一原名不見經傳的小城,推向了世界海洋商貿活動中心的地位。古代這些成功的經驗,也可借此泉州申遺的成功,而向世人文宣、普及,以資借鑒、學習。泉州在宋、元時期海外商貿活動中的出色佳績,也證明它無愧於“宋元時期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這一桂冠和榮譽。

參考文獻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

(明)宋濂:《元史》,中華書局,1976年。

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莊為璣等:《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89年。

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作者系河南大學歷史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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