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步行街，從“警衛坊”里弄走進去，沿著彎彎曲曲的弄堂往裏走，是一大片低矮破舊的里弄房屋。這裡是黃浦區外灘街道東風居民區——福建路舊改地塊中最靠近南京路步行街的居民區，有幾戶居民家就住在南京路步行街沿街房的樓上。

  6月5日，黃浦區福建路地塊舊改第一輪意願徵詢生效，其中東風居民區舊改居民同意率高達99.9%，1300多證居民中僅有兩證投了反對票與棄權票；不過，一個舊改地塊的成功最終要看二輪徵詢簽約率。不久之後，居民最為關注的徵收補償方案以及相關房屋評估價格將公佈，地塊將迎來真正的“考驗”。

  在這段“等待”的日子裏，我跟著居委幹部多次走進地塊，親眼看到很多居民對於舊改成功的期待，也感受到一些居民的焦慮與抵觸。在這個微妙時刻，居委幹部始終在利用一切機會，走近居民，關心他們的生活變化、瞭解他們的真實想法。

  “我們很難靠自身改善環境”

  日前的一個下午，我跟著東風居民區黨總支書記洪建良，爬上盆湯弄一個樓棟的三樓。大林爺叔聽到我們的聲音從房間內走出來，招呼我們進屋。

  當我和洪建良走進他家房間時，大林爺叔早已回到房間，脫掉鞋子，與家後坐到了床裡面。這樣的“待客之道”讓我有些納悶。但當我環顧這個房間時，發現房間特別局促。一張雙人床、一張迷你圓桌、一臺電視櫃還有那個組合衣櫃，已將房間占得滿滿的。大林爺叔與家後坐到床裡面，是為了給我們在屋子中央讓出一塊空間。

  年近60的大林爺叔從出生就住在這裡。他記得，上世紀90年代和家後談朋友時，這個地塊就貼出過徵收通知。“當時得知要動遷，結婚時特意買了一個組合衣櫃，放在房間裏挺占地方，但想著以後可以搬到新房去。沒想到，那次沒動遷成。這一熬就是20多年。”大林爺叔說。

  房間是朝北的，終年不見陽光；沒有廁所，要拎馬桶……大林爺叔指指家後，心疼地說：“今年冬天，她拎著馬桶從樓梯上摔下來，人一下就暈過去了，血從耳朵裡面流出來，當時把我嚇個半死。”

  房間本來就不大，他們後來又添了兒子；三個人住，房間更顯得擠了。大林爺叔的兒子逐漸長大，同父母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很不方便，就搬到了二樓一間當年“增配”的小房間住。

  當我看到大林爺叔兒子居住過的小房間時，也吃了一驚：房門不到一米四高，人要低著頭鑽進去；屋子裡面不到一米七高，大林爺叔的兒子要始終低著頭；房間只有2.6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張一米來寬的小床；一扇小窗沒有玻璃，只用綠色網線罩著，對著走廊……很難想像，一個“90後”上海男孩會在如此簡陋的地方住了七八年。前幾年，兒子工作了，才有能力在社區裏另租了一個小房。

  “靠著南京路步行街的位置是挺好的，但我從來都不在那裡買東西。買菜，就去附近的小菜場；買衣服，去更遠一點的小店鋪。以後要住得遠離市中心，但房子寬敞一點，對我們這些擠在一起半輩子的人比什麼都重要。”大林爺叔前兩年做過大手術，家後患有神經衰弱，他們都希望能住上好房子，安度晚年。

  像大林爺叔這樣的家庭情况，在東風居民區並不是個案。“我們這裡人戶分離率很高，還住在這裡的高山族很多都是老年人，且經濟條件不是很好。”洪建良告訴我一個細節：住在這裡的老年人過年、過節都不敢去子女家住。因為如果在子女家住上幾天好房子，再回來過拎馬桶的日子會很不習慣。

  “如果沒有舊改，我們這種家庭很難靠自身去改善居住環境。”臨走時，大林爺叔很開心地告訴我，他已經委託住在外區的兄弟姐妹留意那邊的二手房。

  “保持能與居民說得上話的關係”

  “今天早上，我又收到了一封居民來信。”這天上午，我又去找洪建良。他從抽屜中拿出一頁紙，遞給我。一輪意願徵詢過後，居委會與徵收所陸續收到了好多封居民來信。

  在信中，有居民說，自己家有公共廁所與公共廚房，居住情况“不困難”，“自己不著急改善”；有居民認為，這裡是黃金地段中的“鑽石地段”，評估單價應該高一些；有居民對自家房屋定性有抗告，認為房屋相對周邊居民區“較新”，應該算一級舊裏，房屋補償係數應該更高……

  “無論如何表達，居民們都是希望通過這次舊改能得到更大的‘蛋糕’。”洪建良說，“居民們盼了很多年舊改，期望都很高，有這樣的想法，我們很理解，也歡迎居民說出顧慮，這樣我們才能知道該圍繞什麼與居民溝通。”

  在弄堂裏，碰到說自己“不著急改善”的居民，居委幹部會半開玩笑地問他“你真的不想住成套的商品房嗎”。走進說“評估單價應該高一些”的居民家，居委幹部勸他，不能光看評估單價，要看總價，而且現在總價還沒有出來，不要急著在心裡下結論。對房屋定性的專業問題，居委幹部向居民解釋，“房屋定性是由專業機构來認定的，我們說的不算，但我們一定會把這個問題反映上去”……

  居民們不一定能馬上就接受居委幹部的說法，居委幹部也不著急。“只要居民願意聽我們說話，我們就有機會做好羣衆工作。”洪建良說。

  居民中也有態度抵觸的。東風居民區內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已算得上這裡的“豪宅”，但有居民對上門的居委幹部與徵收所工作人員，一開口就提出要“四套房”；有的樓棟居民集體“抱團”，居委幹部與徵收所工作人員走進去，會遭到居民白眼與冷言冷語。有一次，我和一比特居委幹部走在弄堂內，一比特老爺叔坐在弄堂口，看到居委幹部，突然出言不遜，居委幹部沒吱聲，領著我趕快離開了……

  “上海的居委幹部都能受得起委屈。”年近60的洪建良，在做居委幹部前曾在寶鋼管理崗位上工作過多年，轉換“跑道”後，他覺得“抗委屈”能力提高了很多。“無論居民在舊改中抱著什麼樣的想法與態度，即便讓我們受了委屈，我們也要保持與居民的密切聯繫、保持能與居民說得上話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