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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來，我一直在同時關注另一條“副線”，就是網絡輿論對於感染者的“塑造”。從編排瀋陽女感染者出軌樓上鄰居，到說成都女孩是“夜店女王”，再到造謠央美教授劈腿、武漢唐某是海王，這些言之鑿鑿的爆料，事後都被證明是謠言。

認為感染者“有罪”，這是社會心理學早已經發現的心理學現象。但你有沒有發現，輿論在污名化一個人的時候，特別喜歡在作風問題上下手。這種輿論狂歡，既帶著前現代道德觀的魅影，又裹挾以現代社會的傳播手段，佛洛德看了都要歎氣。

這幾天，阿裡女員工舉報被性侵事件掀起軒然大波，有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這事觸及了所有“社畜”的痛點，並不完全和性別有關。比如據其舉報，在颱風來臨的時候，她被強迫要求出差，還在酒桌上被灌酒。這方面男性的痛苦回憶一樣很多。這位女性稱其醉酒後遭到同事王某、以及客戶的多次性侵。但在向公司反映後，首長部門並不給她一個說法，而是試圖將這件事冷處理掉。於是逼得她只能在食堂拉橫幅、撒傳單，因為她知道在一種不良文化下，你不把事情鬧大，是不會有人理你的。這又和很多人的生活經驗產生了同頻震動。

果不其然，事情一旦上升到社會輿論高度，“逍遙子”也沒法逍遙了。處理、反思、痛定思痛，整個過程對於關心時事的人來說，顯得非常眼熟。於是，我又想起了另外一句話：性，關乎權力。偉大導師在論證公權力的同時，其實他還關注了“社會權力”這個概念。一些人或者機构，或許沒有政治特權，但憑藉其擁有的巨大資源對社會和他人產生著影響力和支配力。

有知情人士指，此次出事的阿裡淘鮮達業務板塊，現時定位尷尬競爭激烈，線下商超是他們爭搶的客戶。從這個角度看，這一事件中作為同事的王某除了自己涉嫌性侵，還有強迫女性員工“性賄賂”客戶之嫌。事發之後，阿裡內部各層組織使用安撫、拖延、無視等方法試圖擺平。商超方面的當事人利用其優勢地位，獲取了這種“賄賂”。阿裡有關部門利用其資方地位，壓制員工維權。其實都是“社會權力”被濫用的結果。這樣的權力現象，同樣需要被全社會警惕。

整個過程中，有一個細節值得特別注意。事發之後，有消息稱涉嫌性侵的王某此前也去了另一家互聯網大廠面試。如果跳槽在前，那就是說他並不覺得性侵這件事會對他後面跳槽時的背調有什麼影響。如果跳槽是性侵事發後的决定，那說明他也預感到自己在阿裡可能呆不下去了。但他潛意識中並沒有把這當回事，甚至都沒有避一避風頭的意思，覺得換個地方仍然能繼續混飯吃。不得不說，這可能正反映了職場性騷擾的某些現狀。

當性侵這種事被拿到公眾輿論層面上的時候，誰都會明白這是違法的，是絕對不正確的。阿裡CEO張勇的表態和處理决定，說明大家都知道職場性侵會給公司帶來的殺傷力。而另一方面，在一些隱秘的、深層次的地方，尤其是當還沒有成為輿論焦點的時候，很多人仍然覺得司空見慣，甚至認為受害者應該接受這一切。據受害者女性稱，公司一些負責人收到她的舉報後，第一反應竟然是她不適合這個崗位。王某這樣的人，可能還覺得這種事不過是公開的秘密，沒什麼大不了。

這種不同脉络下價值體系的撕裂，其實正是轉型期下很多問題的共性。一些表態性的共識已經建立起來，但是離落實到深層真實價值觀層面，還有不小距離。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可能三不五時還會發生一些個案。但重要的是，要讓每個案例都帶來一次共識的推進、一次制度的修補，或者簡單地說，讓性侵者受到沉重的教訓。只有過錯者每次都受到相應的懲罰，價值體系才能不斷走向統一。而在這個過程中，大企業應該負起相應責任，起到正面的示範意義。這是對自身影響力的正確打開管道。

在這個被稱為“阿裡807”的事件中，我還注意到另一個細節。所有資訊傳播者，包括阿裡公司、媒體，甚至於自媒體，都自覺隱去了受害人的全部資訊，哪怕是她在公司內部的花名。如果你對多年前的新聞還有記憶，會同意這其實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共識的進步。在一輪輪看似重複上演的事件中，在一次次的觀點拉鋸與討論下，一些事情的邊界逐漸清晰了起來。這是時代的進步。同時，我也希望如果再有感染者無意之下造成傳播，我們可以不對那些捕風捉影的桃色八卦流下口水，因為其實這也是在用性來傷害別人。

（文/於永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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