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我是怎樣參加地下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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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沖及衕誌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入黨過程,生動表明我們黨具有的强大親和力和吸引力,形象闡釋我們黨代表人民心聲的正確政治主張和英勇鬥爭精神。入黨過程中出現的複雜情况,還反映出當時地下鬥爭的複雜和殘酷,以及由此採取的靈活組織形式和鬥爭策略。文章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是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鮮活資料。我是1948年春夏之交在復旦大學史地系一年級讀書時,參加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國共產黨的。

金沖及衕誌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入黨過程,生動表明我們黨具有的强大親和力和吸引力,形象闡釋我們黨代表人民心聲的正確政治主張和英勇鬥爭精神。入黨過程中出現的複雜情况,還反映出當時地下鬥爭的複雜和殘酷,以及由此採取的靈活組織形式和鬥爭策略。文章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是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鮮活資料。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將陸續刊發作者的回憶文章,敬請關注。

我是1948年春夏之交在復旦大學史地系(後改為歷史系)一年級讀書時,參加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國共產黨的。那時是17歲,到現在已超過73年了。

「“難道這就是天亮了嗎”」

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當時,我是上海復旦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在同年級同學中年齡最小,還只有14歲,見到國土重光,對全民族抗戰終於取得最後勝利極度興奮,但政治上還十分幼稚。

最早進入上海市區並到處張貼“安民告示”的,是原在上海周圍的“忠義救國軍”。記得司令叫阮清源,但他們不是正規軍,口碑也不好。

不久,國民黨當局派來上海的協力廠商面軍司令長官湯恩伯到了。我曾經看過湯恩伯在南口抗戰的報導,但從未聽說過河南有“水旱蝗湯”四大灾害的說法,囙此也趕到靜安寺街頭,同市民們一起歡迎他的車隊駛過。記得湯恩伯站在一輛敞篷吉普車上向兩邊行軍禮,就像閱兵那樣。

不久,蔣介石也到了上海,在跑馬廳召開大會,作了演講。來的市民有幾萬人,亂哄哄的,沒有什麼秩序。他講的話我一句也聽不見,只是遠遠看到他講話時不斷揮動著戴白手套的手臂,留下了一個印象。

這兩次,我都是自發去的,並沒有人動員和組織。

但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群眾的巨大失望來得實在太快,也太强烈,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國民黨政府官員、軍事機關、特務機關不顧一切地搜刮金子、車子、房子、女子、票子,被稱為“五子登科”。人們把這種“接收”稱為“劫收”。物價在短時間內有過大幅下跌,卻又迅速變為令人吃驚的瘋狂飛漲,群眾到了難以生存的地步。

那時,中國共產黨的報紙、刊物在上海不能公開發行。我常讀的刊物,是愛國民主人士唐弢、柯靈主編的《周報》和鄭振鐸主編的《民主》,稍後又有了黎澍主編的《文萃》。

《民主》在這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老百姓今日的心境,比起8月11日那時滿望著揩淚眼看太平的心境來,在短短不到三個月之間,也已經像有隔世之感了。何况老百姓今日的生活真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呢?”我當時很愛讀的著名記者陶菊隱的文章中也寫道:“一幕緊接著一幕。上海市民不禁痛心疾首地問道:難道這就是天亮了嗎?”

一個政府竟在那麼短時間內便失盡人心,實在是罕見。

「有良心的中國人怎能忍受」

這時,另一個更加觸動億萬人心的敏感問題又深深刺痛著中國人。

中華民族在一個多世紀以來受盡了外國列强的壓迫和侮辱,被稱為“劣等民族”。經常看到那些不會平視你一眼的洋人趾高氣揚地走在中國街道上。

抗日戰爭勝利後,最初曾使人自豪地看到,上海街頭商店的大玻璃櫥窗裏,上面用日光燈拼成“V”字,下麵並列擺著杜魯門、艾德禮、史達林和蔣介石四人的照片。中國在世界上似乎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這是以往從來沒有見過的。

可是,緊接著又看到美國人以征服者的姿態來到中國,耀武揚威地為所欲為,甚至任意殺害和污辱中國同胞。這種强烈對比,使每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立刻聯想到100多年來的民族耻辱和苦難,無法忍受。

那時,美國軍隊正大規模運送國民黨軍隊到華北、東北,幫助他們打內戰。在上海,黃浦江上停著二三十艘美國軍艦,燈光四射,卻看不到中國的軍艦。記得有一次,我和同年級最親密的同學邱慎初、丁彬榮在外灘,望著黃浦江上那麼多美國軍艦。丁彬榮說:怎麼想個辦法用炸藥炸沉它幾艘。這雖是年輕人一種十分幼稚的表達,但也反映出當時人們那種難以壓抑的憤慨心情。

那時,上海市區內還常常看到美國水兵摟著靚女坐著吉普車在馬路上橫衝直撞。據國民黨官方統計,從1945年9月12日到1946年1月10日,就發生吉普車禍495次,死傷244人。

我在武康大樓東側熟悉的報攤上,買到一期裝幀得像一本小册子的《文萃叢刊》。其中的《臧大咬子傳》講的是上海三輪車夫臧大咬子因為向美國兵索取應付的車資而被美軍打死,國民黨政府卻公然聲稱無權審理這起案件。

這樣的慘案層出不窮,不斷刺痛著每個愛國者的心。1946年耶誕節前夜,在北平更發生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兩名水手在東單廣場强奸北大女學生的暴行。而國民黨中央社的消息竟稱受害者“似非良家婦女”。這哪裡還稱得上是一個剛剛取得戰爭勝利的獨立國家?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怎麼還能默默忍受?

再看看經濟狀況:當時民族工商業大量倒閉,已是氣息奄奄。而商店中、地攤上擺滿了美軍的剩餘物資和商品,如被稱為“玻璃絲襪”的尼龍長筒絲襪、克寧奶粉、臺爾蒙水果罐頭等。

看了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麼1946年底會發生席捲全國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在1948年夏又發生了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這樣全國規模的抗議運動。

「“心不死,志不絕”」

更刺痛人心的,是國內的政治局勢。

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充滿渴望,期待能制止內戰再度發生,社會安定,共同從事和平建設。青年學生希望的是學好知識和本事,參加國家建設。

但是,國民黨當局發動全面內戰的决心已經下定。1945年12月,國民黨軍警沖入西南聯大等高等學府,殺害反對內戰的愛國學生4人。1946年7月,國民黨軍警又在昆明相繼暗殺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堅決反對內戰的愛國教授。

聞一多在悼念李公樸的會議上作了一篇講話。他說:“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說話,而他所寫的,所說的,都無非是一個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的精神,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脚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

聞一多在講完這段話後走出門,就被國民黨當局的軍警開槍暗殺了。

2016年7月5日,李公樸、聞一多殉難70周年紀念活動在昆明舉行,中間為李公樸和聞一多的畫像。新華社發

讀聞一多的這段話,凡是有良心的中國人,誰能够抑制得住而不熱血沸騰?相隔70多年了,我對這段講話的重要段落仍能背誦出來。

當時和我一起住讀在同一間宿舍的同學、復旦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何志禹後來告訴我:他看到我枕邊放著紀念聞一多、李公樸的書,就注意接近我,引導我參加反會考和反饑餓、反內戰運動。

李聞血案發生後,周恩來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談話,提出强烈控訴。10月4日,上海各界舉行李聞追悼大會。鄧穎超在大會上宣讀了周恩來的親筆悼詞:“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當時,周恩來反對獨裁和內戰、主張和平民主的言論常見於報端。他的凜然正氣與合情合理的懇切剖析,深深地打動了許多人。很多人從周恩來身上初步瞭解了中國共產黨。

國共談判破裂、周恩來離開上海時,英文《字林西報》刊登了周恩來和有關人士的大幅照片。我特地去買了一份,留作紀念。

和周恩來同機回延安的李維漢在日記中寫道:“國共談判破裂了,但我黨滿載人心歸去。”

那一時期,幾個進步書店出版的讀物也可以讀到。第一本對我影響較大的書,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他以生動明白的筆墨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因為在十五六歲時認真讀了幾遍,頭腦裏種下的種子特別深,所以對我的一生都有影響。

我平時去得較多的是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買來讀的有生活書店的“青年自學叢書”、新知書店的“新知叢書”。鄒韜奮在這時期出版的書,我幾乎全都看了。印象特別深的是他的《經曆》《患難餘生記》《抗戰以來》《與反民主的抗爭》。他對國民黨當局的揭露鋒利、真實、一針見血,大大新增了我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

在我們這一代青年中,鄒韜奮的影響實在大。周圍愛讀鄒韜奮著作的同學很多,也許大大超過今天人們的想像。讀了這些書,覺得眼前展開了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另一個世界,這確實十分重要。

「學生運動十分熱烈」

1947年四五月間發生的反會考運動,是我第一次實際投入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

4月中旬,國民黨當局的教育部以突然襲擊的管道發佈一道通令,規定高中畢業班學生在通過本校畢業考試後,還要參加全國統一會考,考試內容包括高中三年內全部課程,需要會考合格才算高中畢業。目的是把高中畢業班學生束縛在會考準備上,沒有時間和精力投入方興未艾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中去。結果卻適得其反,猶如火上澆油,激起高中畢業班學生的強烈反對。

5月3日,上海幾十所中學學生聯合成立“反對會考聯合會”。地下黨在聯合會中設立黨組織,由錢李仁(解放後曾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人民日報社社長)領導。復旦中學在何志禹等帶領下,也宣佈罷課抗議,並且集中到教室裏製作旗幟和標語,準備上街遊行。

最後,本届會考被迫宣佈取消,運動取得了勝利。這給了我很大鼓勵,成為下一步行動的預演。

5月20日那天,以在南京的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學生為主,還有上海、杭州、蘇州等地學生代表,共6000多人,在南京舉行“反饑餓”“反內戰”“搶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向國民黨當局請願。

當遊行隊伍到達珠江路口時,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阻攔。軍警以鐵棍毒打、消防水龍頭猛衝,重傷15人,逮捕23人。

復旦中學和交通大學都在上海市區西側的華山路上,極為鄰近。交大的同學到復旦中學高年級各教室講演,詳細敘述南京珠江路血案的經過。同學們極為憤慨,在何志禹等帶領下,全校宣佈罷課,並且派代表去見復旦老校長李登輝。他是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一生都獻給教育事業,有著很高的威信,這時就住在復旦中學對面。

代表們回來,我問老校長怎麼說。他們轉述老校長的話:“國家搞成這個樣子,你們學生不出來講話,誰來講?即便沒有交大的同學來,你自己也應該講!”我深深為這位老人感動。這些話隔了70多年,我還是記得很清楚。

那一段時間,交大的學生運動十分熱烈,我幾乎天天到交大去看。從4月初起,交大便開展了護校運動。那時,當局拒不解决學校的嚴重經濟危機,甚至强令交大停辦航海、輪機兩科,並表示交大的校名也可以更改,交大師生便决定在5月13日集體赴南京請願。誰知政府竟停止火車的行駛,但交大有鐵道管理等系,學生們就自己駕駛火車到真如車站附近。因前面很長一段鐵軌被拆、軍警又架設機槍佈防,為了有理、有利、有節,才撤回學校。

還有一次,交大學生請李平心教授來學校體育館演講。軍警沖入校內,武裝包圍體育館。同學們手挽著手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相持很久後軍警才撤走。

我始終坐在現場,這起事件對自己又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作者金沖及為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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