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8日下午一點，江西景德鎮浮梁縣青峰嶺5號一家瓷器廠外，來了幾名警察便衣，說要找廠老闆有大生意要談。

沒一會兒，一名戴著眼鏡的男子就趕了出來，兩人問他是不是陳老闆，那人回答道：是的，聽說二比特有生意要與我談？

兩位便衣說這是一單大生意，還要與陳老闆去外面邊聊邊談，姓陳的老闆不疑有他，跟著兩人去了外面，三人一路來到了警察局門口，此時兩位便衣才亮出了身份，說道：陳靜齋，跟我們進去吧！

那姓陳的老闆臉色大變，仍狡辯道：兩位衕誌是不是有什麼誤會，我叫陳福林，不是什麼陳靜齋啊！

行了，陳靜齋，別裝了，你該不會是忘記20年前的事了吧？

聽到這句話，陳靜齋反而是不狡辯了，臉色很平靜地跟著兩個便衣走進了警察局，3月底，一份北京來的急電傳到了南昌，是周恩來親自讓發到江西省委的，訓示一定要將這件事速速查清以便處理。

這名叫陳靜齋的男子到底犯了什麼事情居然讓北京的周總理親自過問此事？一切還要從20年前說起。

1931年8月17日下午三點左右，20多名特務無端闖入上海靜安寺愚園坊20號，將其中的十二人全部抓獲，其中便有大名鼎鼎的鄧演達。

鄧演達1895年出生於廣東惠陽，辛亥革命以後，他和蔣介石都是在軍事上輔佐孫中山的風雲人物，但他和蔣介石真正共事還是在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時。

當時蔣介石是黃埔軍校校長，鄧演達是教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雖然工作上配合密切，但是在私下裏鄧演達和蔣介石的關係卻非常差。

當時鄧演達瞧不上王柏齡，認為此人是個十足的小人，為人所不齒，但蔣介石卻重用了此人，為此鄧演達曾多次找蔣介石談過此事，兩人不歡而散，堅持革命立場的鄧演達隨後離開了黃埔去了德國留學。

1925年底，鄧演達從德國歸來重新進入黃埔任教育長，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鄧演達不滿蔣的所作所為，責備他是在自絕於兩黨，遭到了蔣介石的嫉恨，藉故將他調到了潮州分校。

北伐開始後，蔣介石黨政軍大權在握，迫切需要籠絡人才為他所用，鄧演達重新走入他的視線，於是鄧演達被他委任為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親自趕赴北伐前線，從長沙到武漢，一路上身先士卒不畏犧牲，受到了蔣介石的器重，老蔣雖然不喜他，但對於鄧演達的能力還是非常認可的，不久後鄧演達便成為武漢行營主任。

1926年秋，武漢、南昌等重鎮被北伐軍攻克，蔣介石先後兩次給廣州發去電報，要求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儘快遷往武漢，第一批國民政府委員到達武漢後，蔣介石迫不及待地要將國民政府置於他的勢力控制之下，提出將首都遷到南昌。

蔣介石出爾反爾的作態讓很多委員反感，與此同時蔣介石還將經南昌去往武漢的第二批國民政府委員截留在了南昌，如此一來更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強烈反對，鄧演達對蔣介石的做法也頗多微詞，但是考慮到大局為重，他還是耐著性子給蔣介石言明利害關係，做蔣介石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回心轉意。

但是蔣介石對鄧演達的勸說不以為意，依舊堅持他的想法遷都南昌，對於其他人的意見根本聽不進去。

鄧演達自1924年和蔣介石共事以來大概也有兩個年頭了，他深知蔣介石的為人，况且通過這次在遷都之事上蔣介石的做法，他敏銳地察覺到蔣介石正在與孫中山先生提倡的革命之路越走越遠，企圖背叛革命。

為此，鄧演達積極撰寫文章參加各種集會演講，將蔣介石企圖背叛革命的意圖進行了揭露，蔣介石得知後派遣親信曾擴情對鄧演達進行遊說。

曾擴情到武漢後勸說鄧演達放弃對蔣的反對活動，還拿出了總司令部參謀長的職位來誘惑鄧演達，鄧對曾擴情的說法嗤之以鼻，嚴詞拒絕道：我當與不當參謀長，無關輕重得失，如果按照蔣這樣來領導革命，那革命永遠也不會成功。

蔣介石對鄧演達的不識抬舉非常痛恨，也囙此將這筆賬記在了心裡，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之後，他便下令通緝鄧演達。

1927年7月，汪精衛集團同樣步了蔣介石的後塵，鄧演達為此非常氣憤，他離開了武漢於當年10月來到了莫斯科，與同在莫斯科的宋慶齡、陳友仁等人商量，决定成立臨時性的革命機關——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隨後鄧演達起草了一份《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於11月1日發表後引起了巨大反響，文中號召正在革命的國民黨人應該主動去團結領導被壓迫剝削的人民群眾，向一切革命仇敵發起進攻。

1927年12月，鄧演達離開了莫斯科前往德國，對西歐、中東等國家進行考察，總結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

1930年5月，鄧演達秘密回到了中國，隱居在上海，組建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同年8月9日，鄧演達組織召開了全國幹部會議，决定在全國範圍內成立分支機搆，由他擔任中央幹事會總幹事。

為了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鄧演達積極組織輿論文宣工作，借用黃埔軍校的影響力組織黃埔革命同學會，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地設立分會，蔣介石陣營中的羅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等人全都加入了進來，此外還有西北軍的楊虎城、鄧寶珊等人，很快就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鄧演達還親自發表了一系列反對蔣介石的文章，深刻地揭露了蔣介石集團的陰謀，為此蔣介石非常恐慌，為了不讓鄧演達再發表各種反對他的言論，蔣介石下令讓特務機關伺機除掉以鄧演達為首的這股力量。

1931年初，蔣介石扣押了胡漢民引起了眾怒，因為蔣介石是有前科的人，1929年下半年他就扣押了李濟深，如此一來給了汪精衛可趁之機，他趁著蔣介石無暇顧及自己另起爐灶，在廣州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否認南京的合法性。

鄧演達認為革命爆發的時刻就要來到了，為了推翻蔣介石，他加緊了軍事策劃行動，和陳銘樞、朱蘊山等人商定了一個行動計畫：

由陳銘樞趕赴江西，把正在江西參與圍剿紅軍的第十九路軍調到廣東，公開打出“停止內戰，反動蔣介石”的旂號，同廣東的軍隊一起在南方建立反蔣基地；

由鄧演達親赴江西，策動第十八軍起義奪取南昌，同時聯絡武漢的駐軍和西北馮玉祥、楊虎城等部一起響應，共同推翻蔣介石的統治。

8月中旬，鄧演達已經做好了前往江西策應起義的準備，臨行前他去看望了生病的朱蘊山，交代朱蘊山說在他不在上海期間，所有工作由朱負責。

朱蘊山非常擔心鄧演達的安危，蔣介石已經露出了獠牙，怕鄧演達出事，慎重地說道：外面風聲很緊，你要警惕，倘有失處，瓦解全域！

鄧演達回道：現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了。然而僅僅過了三天，鄧演達就被蔣介石的特務們逮捕了，而鄧演達被抓，就是開頭被抓捕的陳靜齋出賣的。

陳靜齋原來是廣州國民政府政治月刊編輯部一名編輯，後來調到了黃埔軍校軍醫處，跟著北伐軍參加了北伐戰爭，在第三軍攻克南昌後調到了檢查廳擔任檢察官。

1927年1月，國民黨江西黨部成立，王枕心擔任黨部執委兼工人部長，陳靜齋擔任工人部秘書，並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大肆抓捕，陳靜齋出於害怕就脫離了共產黨，逃回了老家景德鎮。

1928年5月，陳靜齋又不甘寂寞，加入了譚平山的中華革命黨，也就是鄧演達的“第三黨”前身，陳靜齋本是打著能够繼續做官的願望，在他看來自己加入的是跟國民黨一夥的，沒有危險還能够過把當官的癮，但是在加入後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

1930年鄧演達在中華革命黨的基礎上組建了“第三黨”，蔣介石更是容不下他，此時陳靜齋想起了三年前的恐怖情况，本就不堅定的思想動搖了，陳靜齋的思想情况被有關領導注意到了，很多的事情開始對他保密，後來乾脆不給他分配工作。

1931年3月，陳靜齋再三請求參加工作，相關領導考慮到他的思想有所轉變，就將他介紹給了鄧演達，見面會談後，鄧演達派遣陳靜齋去上海，擔任中央幹事會上海分會組織方面的負責人。

陳靜齋在上海這個大都市裏待了一段時間就忘乎所以，對組織的各種事情毫不在意，為此受到了處分，但是本就自由散漫的陳靜齋對此非常不滿，行為愈加放肆，為此受到了停職檢查的處分。

恰在此時，蔣介石對鄧演達開出了20萬的懸賞通緝，陳靜齋被停職後本就懷恨在心，為了報復加上他也對那賞金動了心，鋌而走險向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秘密告發了鄧演達的行踪。

稽查處長得到消息後寫了封密信送到了警備司令熊式輝的手裡，熊式輝看到後不想插手這件事，他已經確認要調到江西省擔任主席了，就把信轉交給了上海市長張群，最後轉到了江蘇省主席王懋功的手裡。

雖然蔣介石下達了對鄧演達的通緝命令，但是蔣、鄧二人畢竟是多年的合作者，關係非比尋常，况且鄧演達現在也只是在政見上表達了對蔣介石的分歧，蔣介石反復無常，說不定哪天又重新重用了鄧演達呢，囙此大家都不想插手這件事。

最後還是王懋功接下了這個差事，想著先給蔣介石彙報此事，然而江西省府委員王柏齡因為以前在黃埔的時候被鄧演達三番五次怒駡懷恨在心，對於抓捕鄧演達一事非常熱心，他先後數次找到了稽查處長鄧警銘給他打氣，讓他立即著手抓捕鄧演達，許諾了很多好處。

8月9日到12日，《時事新報》上連續登了三天的“鐘國昌尋弟鐘春岑”的尋人啟事，陳靜齋看到消息後立即前去和王柏齡、鄧警銘等人會面，商量如何抓捕鄧演達一事。

8月上旬，“第三黨”在上海靜安寺愚園坊20號秘密開辦了幹部短期訓練班，截止到8月17日，這個訓練班就是為了江西起義準備骨幹力量而開設的，陳靜齋想方設法打聽到了地點和鄧演達參加的時間。

隨後陳靜齋給中央幹事會寫信，承認自己之前的錯誤，保證服從組織分配，請求在鄧演達講話時能够參加培訓班，接受他的教育；這一事情被報告給了鄧演達，鄧得知後也想要給陳靜齋一個機會，就准許他參加這次培訓。

8月17日是訓練班的最後一天，鄧演達出席擔任主講官，參加者共有13人，為了保證安全，幹事會規定凡是這次來參加結業的人員一律許進不許出，中午用餐都在愚園坊內，午飯後鄧演達開始講話，到三點多時，陳靜齋假裝自己肚子痛乘機溜了出來，給事先就約定好的偵緝隊長王斌打電話。

接到電話後，王斌就帶領著特務、警詧等20餘人將愚園坊20號團團包圍，確認了裡面的情况後一擁而入，正在講話的鄧演達及其餘11人全部被抓捕關押在了靜安寺巡捕房。

鄧演達被捕的當天，遠在南昌正在指揮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的蔣介石立即趕回了上海，命令王懋功、張群立即將鄧演達押送至南京。

雖然抓了鄧演達，但是蔣介石並未下定决心要殺，他認為鄧演達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還特地安排陳立夫去做鄧演達的工作，但是鄧演達始終不肯向蔣介石低頭。

為了讓鄧演達回心轉意，蔣介石讓段錫朋以私人關係找到了“第三黨”的領導成員謝樹英，對他說道：鄧演達已到南京，你們做的事情我們全都知曉，我今天特意來只是想請你親自寫封信，勸鄧先生和蔣先生合作，這樣一來就什麼事情都沒有了。除此之外，蔣介石還讓人給鄧演達許下了中央黨部秘書長或者參謀總長的位置，但均被鄧演達拒絕。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組織的對蘇區第三次圍剿也以失敗告終，他回到南京準備親自與鄧演達談話，蔣介石問鄧演達對日本的看法，想要借此挑起話題和鄧演達重修於好，但是鄧演達指責正是因為蔣介石的內戰導致日本人侵略了東三省，說他是國之罪人，蔣介石弄得好沒臉面。

雖然丟了臉，但蔣還是不想殺鄧演達，就再派人去勸說：現在日寇深入，大敵當前，理應捐弃前嫌共赴國難，他想要鄧演達公開聲明取消臨時行動委員會，並提出要任命鄧演達為剿總副總司令，但是鄧演達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國為民，主張絕不改變，個人絕不苟活！

鄧演達被捕的消息傳出去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許多黃埔學生積極組織營救，還聯名上書蔣介石請求釋放鄧演達，此時擔任十八軍軍長的陳誠特意從江西前線發來電報力保鄧演達。

蔣介石收到陳誠的電報後，沒有給他回復，他知道肯定會有人給鄧演達求情，但是沒想到的是會有這麼多人，後來還是因為一件事才讓蔣介石不得不痛下殺手。

1931年蔣介石企圖修改約法玩弄手段實現自己的獨裁統治，此時國民黨內部並不全是蔣介石的一言堂，汪精衛、孫科、胡漢民等各自擁有著自己的勢力，胡漢民作為立法院院長，對於此事反對地最為厲害。

蔣介石見自己的目的無法達成，索性將胡漢民軟禁了起來，結果這下卻是捅了馬蜂窩，大家本來在桌子上玩遊戲，結果蔣介石卻選擇掀桌子，其他人自然不肯幹，甚至於立法院全體辭職抗議。

其他的國民黨大佬在廣州召開會議，聲稱蔣介石要麼自己通電下野，要麼廣州方面重新組織軍隊討伐他，加上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的不抵抗宣言引起了全國人民的聲討。

迫於壓力，蔣介石只能以進為退選擇暫時下野，蔣介石雖然選擇暫時隱退，但對於自己的對手鄧演達卻是非常忌憚，為了保證自己將來複出不會有阻礙，蔣介石决心除掉自己複出之路上的對手。

1931年11月29日深夜，幾輛黑色轎車從紫金山附近的一所茅屋開出，向著南京城東緩緩駛去，車上坐著的是蔣介石的侍衛長王世和幾名衛兵，此外就是鄧演達了。

當車開到麒麟門外沙子崗時，鄧演達乘坐的汽車突然拋錨了，司機下車檢查一番後說道：拋錨了，你們先下來吧。

因為王世告訴鄧演達這次是將他轉移到湯山去，囙此鄧演達並沒有任何懷疑，從容地走下了車，然而當他走下車眺望遠方時，身後傳來了一聲槍響，子彈穿透了他的胸膛，一代英傑鄧演達就這樣被蔣介石秘密殺害，時年僅36歲。

鄧演達被暗殺的消息一直到12月初才被傳出，起初大家都不相信蔣介石會這樣做，在上海的宋慶齡聽到這個消息後特意趕到了南京見蔣介石。

12月14日，宋慶齡在南京蔣介石的官邸見到了他，宋慶齡對蔣介石說道：現在國難當頭，你和鄧演達的衝突我來給你們調解，你把鄧演達叫過來，我們三個人當面談談。

宋慶齡見到蔣介石默不作聲，緊接著說道：如果你覺得這個時候談不方便，就先派人帶我過去見鄧演達，我先同他談，然後我們再三人一起談。

在宋慶齡的一再追問下，蔣介石只能道出了實情，說道：你已經見不到他了！說完就趕緊跑到了樓上。

宋慶齡聽到這句話後非常憤怒，怒斥蔣介石傷天害理、禍國殃民，12月20日，宋慶齡在上海《申報》發表了反蔣通電，對於鄧演達慘遭殺害一事怒斥蔣介石陰狠險毒、無所不用其極。

遠在前線的陳誠得知鄧演達被處死後非常傷感，致電蔣介石辭職，說自己上無以對總司令，下無以對恩友，為此蔣介石不得不親自找到陳誠談心，說陳誠和鄧演達的事情只是私誼，不涉及其他，讓陳誠安心工作，此時這才作罷。

對於殺害鄧演達一事，蔣介石後來承認就算再來一次他也會如此做的，他曾說過在中國有兩個人可以取代他，其中一個已經被他所殺，這個人就是鄧演達了。

鄧演達被捕後，臨時行動委員會得知是陳靜齋出賣才導致的鄧演達被抓，决心除掉叛徒，派了多股人馬趕往江西景德鎮，但都沒有找到陳靜齋的踪迹。

原來陳靜齋在鄧演達被捕後就來到了南京，當中統負責人讓他留在軍統時，陳靜齋卻表示自己想要出國去，請求葉秀峰將自己出賣鄧演達的賞金給他，葉秀峰卻說出國不好辦，還只給了陳靜齋一萬元，其他幾萬元全都扣了下來。

陳靜齋為此非常憤怒，但他孤家寡人一個並不敢在中統造次，只能灰溜溜地帶著八千元走了，剩下的兩千元還給鄧警銘貪污了。

新中國成立後，已經更名為農工民主黨的主要負責人再次將抓捕陳靜齋一事提上了日程，為此還找到了公安部羅瑞卿那裡，請求配合發佈通緝令，除此之外還訓示江西負責人儘快查清楚陳靜齋的行踪。

1950年1月24日，章伯鈞向羅瑞卿通報了陳靜齋在景德鎮活動的行踪，2月1日，彭澤民也向羅瑞卿提到了這件事，對此羅瑞卿非常重視，訓示江西警察廳長王卓超配合陳其勳完成陳靜齋的抓捕工作。

3月7日，陳其勳趕到了江西，在浮梁公安機關的幫助下追查了半個多月，始終沒有發現陳靜齋的行踪，後來還是一名公安民警提出搜查戶口册，大家這才發現陳靜齋已經更名為陳福林了，在浮梁縣城青峰嶺5號開了一家利興福瓷廠。

3月8日，陳靜齋在潜逃了20年後終於被抓獲，3月24日，陳靜齋被押到了南昌展開審訊，由於陳靜齋不肯配合，加上這是一個很複雜的歷史謎案，審訊工作進展很緩慢，農工黨的領導人為此很是著急，只能將這個事呈報給周恩來處理。

3月31日，周恩來看到了關於鄧演達一案的呈文，訓示立即辦理，當天夜裡就給江西省委發去了電文：謀害鄧演達之案犯陳靜齋，如已轉解南昌，請告該地將其案情迅速弄清速報，以便處理。

隨後江西警察廳長王卓超親自負責審訊，但是在審理過程中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陳靜齋知道自己在劫難逃，為了減輕罪責，他一口咬定是“第三黨”領導成員王枕心指使他幹的，並故意捏造了細節企圖把水攪渾，蒙混過關。

為了讓陳靜齋儘快認罪，公安部决定提高級別，將陳靜齋押到北京審理，4月27日，江西公安廳處長宋達生親自將陳靜齋押到了北京。

陳靜齋被捕後，很多當年被牽連的人都非常關注此事，4月15日，當年和鄧演達一同被捕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羅任一送來了一份資料，為搞清案件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據。

6月16日，蔣光鼎、蔡廷鍇等人專門給章伯鈞等人致函表示要將兇手陳靜齋明正典刑，在多方配合下，陳靜齋出賣鄧演達的事情真相漸漸浮出了水面。

在確鑿的證據面前，陳靜齋的那些狡辯之言聽起來是那麼蒼白無力，最後不得不承認了自己出賣鄧演達的事實，稱自己是因為當時國民黨勢力太恐怖，對革命前途產生了悲觀情緒，這才做出了這等賣主求榮的事。

此案查清後，羅瑞卿將事件過程寫成報告呈給了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關懷下，由政務院撥款在紫金山南麓靈穀公園東側為鄧演達另立新墓，遺體由沙子崗遷入，立了新碑，上面寫著“鄧演達烈士之墓”。

1951年6月19日，軍法處判處陳靜齋死刑，執行槍決，出賣鄧演達的陳靜齋最終受到了應有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