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院院長、副院長等法院領導違紀違法更為普遍和主流，性質更為惡劣，其對司法公正形象的損傷面積更大、程度更深。

據統計，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副院長違紀違法在我國已然普遍化，如湖南、廣西、遼寧、海南、重慶等全國31個省市區一個不漏，高院院長、副院長都曾因犯有受賄罪等罪行而被查處，他們中還有的因犯罪性質嚴重而被判無期徒刑或死緩。

同樣普遍的還有市中院院長、副院長的違法犯罪，湖南、廣西、內蒙古、海南等多省的所有地市、州均有法院領導被判刑。

在歐美及日本等法治成熟國家，如果說法官違紀違法頗為罕見，那身為法院領導的法院院長或首席大法官違法犯罪真可謂史書不載、未見先例！

而在我國為何違紀違法的法官群體所屬偏偏與之相反呢？

二、與法官個體違紀違法相比，法官群體違紀違法法院窩案亦更為普遍。據統計，近十年被查處的法院窩案有數百起，其中比較典型的有2004年案發的湖南法院系統窩案，包括湖南省高級法院院長吳振漢在內的百餘名法官被立案查處；2006年案發的寧夏法院系統窩案，寧夏高級法院民二庭副庭長徐福榮、寧夏石嘴山中級法院院長魏蘭芬等25人涉案。

在當代法治成熟國家，法官違法犯罪儘管罕見卻還有零星記錄，但涉及數名、數十名乃至上百名法官的法院窩案聞所未聞，在整個西方法治發展史上也查不到任何記錄。

三、從犯罪類型上看，我國法官所犯的絕大多數是受賄罪，此外主要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濫用職權罪、挪用公款罪、貪污罪等，總之，基本上是經濟類犯罪。法官在經濟方面違法犯罪如此普遍，這是否與法官的薪資收入之間存在某種關聯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在西方法治成熟國家，法官的待遇普遍比較高，所謂法院創收絕對違法、純屬荒謬。但在我國各級法院事實上都有且必須要有一些創收——等因素的影響，法官實然上的收入往往明顯低於本地同級公務員。法官普遍有新增經濟收入的强烈需求，那他們利用手上的裁判權去尋租的可能性就大大新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