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市中心的南京西路街道轄區內，每天有近10萬白領工作生活於此，而現有公共停車點遠不能滿足巨大的非機動車停車需求，非機動車停放管理已成為城區治理的難點。7月初，一場由街道“協商於民”政協委員工作站牽頭召開的協商會令這一難題的解决有了轉機。

  會場上，來自全國、市、區的三級政協委員實地調研後提出可行性建議，物業管理代表、共亯單車企業代表、街面非機動車管理代表和交警支隊、社區管理辦工作人員等開展面對面協商，初步達成了優化非機動車公共停放區域、落實監督指導機制和加强商務樓宇主體責任的共識。

  上海市政協近年來依託各區設立政協委員街鎮聯絡組站，推動統一打造“協商於民”政協委員工作站平臺，積極探索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有效銜接。越來越多政協委員下沉基層調研，發現“真問題”，提出“金點子”，不斷轉化為基層治理中的“好舉措”。現時，全市222個街鎮均實現了委員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有組織、有計劃、有人員、有活動、有經費、有場所”。僅今年上半年，全國政協委員和市政協委員共計232人參加372場次協商等活動，助力基層社會治理。

  關心實實在在身邊事

  千頭萬緒的治理難題彙聚在基層，隨著全國、市、區三級政協委員的加入，百姓“急難愁盼”問題的解决多了强有力的助推器。

  在寶山區，通河四村北門綠化帶遮擋視線問題，給居民出行帶來嚴重安全隱患。經排摸調查，今年4月，由區政協牽頭，一場關於該綠化帶調整事項的“雙協商”推進會啟動。區政協、區綠化市容局、區政協委員多方聯動，10天之內迅速解决了這一問題，贏得居民稱讚。

  委員們關心的議題中，很多都是實實在在的百姓身邊事。在今年上半年開展的協商活動中，議題廣泛涉及加裝電梯、養老綜合服務、集中充電設施、社區文化供給、口袋花園項目等與市民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民生議題。

  調研後，委員們的建言獻策拓寬了基層工作的思路，有效促成了問題解决。不久前，在花木街道“協商於民”政協委員工作站舉行的座談會上，街道和區民政局負責人當即在會上就15名委員的建言表態：“委員們的意見十分中肯，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優化社區養老服務工作。”

  在上海，政協委員下沉基層參與社會治理，始終堅持“銜接不替代、幫忙不添亂、專門不一般”的原則。也就是說，政協協商並不是去替代基層協商，而是注重發揮好政協專門協商機构和政協委員的獨特作用。

  不久前，在陸家嘴街道“協商於民”政協委員工作站的協商活動上，有長期關注數位產業和資訊安全的全國政協委員結合自身工作，建議開發適合老年人使用的智慧居家養老App，納入“一網統管”應用場景。街道當即表示，已成立“一網統管”應用場景建設領導小組，將系統推進這項工作。 

  “政協委員中有醫生、律師、教師等，還有金融、養老、文化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在與基層協商有效銜接過程中，不同專業領域的委員運用一技之長，提高了基層治理的專業度。”市政協地區政協聯絡指導組組長於秀芬說。

  貫通委員基層協商通路

  委員下沉基層並非“單打獨鬥”，遍佈基層的“協商於民”政協委員工作站，不僅是委員下沉的場所，更是彙聚民意的哨點。

  截至目前，已有36名在滬全國政協委員、556名市政協委員以及4301名區政協委員加入組站，總參與率高達88%，實現了街鎮設聯絡組站全覆蓋和區政協委員進組站全覆蓋。

  委員到位後，首先便是協商議題的選擇。議題並非由街道政協聯絡組組長“拍腦袋”想出來，而是由老百姓自下而上提出，經由街道黨工委和區政協溝通後最終研究確定。在吳涇鎮“協商於民”政協委員工作站，今年還設立了需求清單、資源清單和項目清單“三張清單”制度，聯絡組根據徵集到的15項需求清單和19項資源清單，最終形成9項項目清單，涉及青少年科教課程和社會實踐、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得到政協委員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

  有的街鎮聯絡組站，則充分發揮工作生活在轄區內的政協委員的界別特色、專業特長和職業特點。據介紹，成立於2017年的“奉法崇賢”委員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這個工作室由奉賢區政協委員、區法院審判監督庭庭長江敏超依託政協委員奉城鎮聯絡組牽頭組建。江敏超把工作室延伸到田間地頭、村居門口，打通了委員履職的“最後一公里”，讓基層羣衆通過工作室看到“法官調解”、獲取“法律支持”。

  去年，工作室遷至奉城鎮衛季村，組建“1+1”團隊，由江敏超帶隊，另由3名法律工作人員和1名律師組成一支專業支持團隊，工作範圍從衛季村到奉城鎮、再到奉賢東部地區從而輻射到全區，口口相傳，甚至奉賢西部的百姓也會前來尋求委員工作室的幫助。

  朱涇鎮“協商於民”政協委員工作站則是建立了兩級駐點制度，將政協委員工作網站融入鎮、村居兩級黨群陣地，通過設定調研聯系點，每位委員駐點聯系一個村居，貫通委員基層協商通路，幫助委員深度瞭解基層情况。

  吸引更多人參與表達意見

  在參與基層社會治理中，一些區政協發揮專門協商機构的功能，委員們扮演“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角色，讓不同主體在協商平臺上各抒己見，協商文化在基層進一步弘揚。

  在長寧區，針對警察不管、市政不管、社區不管的“三不管”非市政道路長寧路396弄，街道希望運用協商管道探索形成路管會治理管道。“協商，政協有經驗！”華陽路街道“協商於民”政協委員工作站負責人提出：“我們可以參與這個項目，幫助街道規範協商程式。”

  基層協商主體是羣衆，從實際情況看，過去“議事”的主體往往不清晰，常常行政思維大於協商思維，遇到需要協商的事情，存在只找幾比特關鍵人代替多數人意見的現象。在長寧路396弄路管會項目中，委員們感覺有必要擴大群眾參與，建議就發動成立路管會的倡議書內容、公約條款等擴大徵詢範圍。街道吸納了委員建議，要求居民區黨總支在公約、章程、議事規則等形成前，通過倡議書、電子問卷等形式，不局限於黨員、樓組長、部分商戶，而是向全體居民及商戶徵詢意見，吸引更多人參與表達意見。

  與此同時，委員們在助力基層治理中，也提升了自身履職能力。委員們表示，下沉基層，不僅體現在解决某一具體問題，更在於從個案中歸納梳理出共性問題，從而在政協平臺上提出更多有價值的提案和社情民意。

  “好的提案和建議，本身就應從羣衆中來，從基層而來，這一制度恰是搭建了政協委員與基層羣衆密切聯繫的平臺。”在全國政協委員談劍鋒看來，協商過程不僅暢通了委員與羣衆之間面對面交流溝通的通路，更有助於委員調查研究形成更接地氣的提案和建議，進一步增進委員同基層的深厚感情。他相信，這一制度優勢會真正轉化為上海都市治理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