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當年說“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我是對的”。如今的北京，車水馬龍，燈火輝煌，是讓無數人嚮往的大都市。但是，歷史卻永遠記得，曾經有這樣一個方案，包含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都市發展理念，也許會讓如今的首都少些煩惱，多些快樂與活力，歷史與現代的碰撞將會讓北京煥發出更加迷人的色彩。

這個方案就是梁陳方案。雖然這樣一個由梁思成和陳占祥兩位先生共同提出的方案在當時並沒有被採納，但是兩位先生卻獲得了世人的尊敬，獲得了一個與偉大都市共命運的意義。

眾所周知，梁思成是名門之後，囙此，良好的家庭條件讓他從小便接受了中方和西方頂尖的教育，逐漸成長為擁有淵博建築學知識的人才。早在1948年時，梁思成就已經開始保護北京的文物了。他一直在為中國建築貢獻自己的學識，貢獻自己的力量。

1948年，人民軍隊即將進入北平。梁思成十分擔心北平的建築遭到破壞，正發愁怎麼去保護這些文物，這時，一比特軍人幹部找上門來。原來，這位軍人正是為了文物保護而來，他們請求梁思成在地圖上準確的標出古建築的位置，以免損傷文物。

梁思成欣喜若狂，他不僅準確的在地圖上標出了文物的位置，而且帶領學生們整理古建築名錄，連同地圖一起交給了那位軍人，並且進行了詳細講解。北京的老建築得以保全。

1949年，一個新的歷史命題隨著新中國的即將到來出現了，那就是北京城的建設問題。同年5月8日，北平建設局召開了北平市都市計畫座談會，會議决定成立“北平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梁思成擔任副主任。

他寫信給眾多志同道合的好友，邀請他們共同參與北平的規劃建設。陳占祥收到信後，立即回復梁思成，並且附上了自己的履歷。陳占祥與梁思成不同，他的家境十分普通，卻也通過不懈地努力出國留學，師從著名建築規劃師阿伯科隆貝，慢慢成長為了一個建築專家。

梁思成收到回信十分高興，不僅邀請他參與北平規劃，還希望他能推薦更多的專業人士北上。陳占祥來到北平後，被任命為北京建設局企劃處處長。兩人終於見面了。當梁思成聽到陳占祥對保護北平的决心時，他動情地說：“為志同道合，一見如故”。

兩人共同思考，形成了初始規劃，那就是建立新的行政中心。令兩人沒想到的是，原本的規劃隨著蘇聯專家的到來產生了變數。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蘇聯專家和梁思成等人受邀出席了開國大典。

在開國大典上，蘇聯專家對梁思成說，長安街東部有一大塊空地，可以用來建設行政房屋。此話一出，梁思成便隱隱覺得不安，如果是按照自己的規劃的話，長安街東部又怎麼會用來建設行政房屋呢？

1949年12月，相關負責人在北京召開了城市規劃會議，國內專家和蘇聯專家應邀前往，梁思成和陳占祥也在其中。會上，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提出，北京不應該只是一個文化，藝術的都市，更應該是一個大工業的都市。

並且提出要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在長安街兩側建設新中國首都的行政中心。這一說法，讓梁思成和陳占祥大吃一驚。二人馬上進行反駁，據理力爭。

二人覺得，任何一個受過系統城市規劃專業訓練的人，或稍有一些這方面專業常識的人，都不應該對一座千年古都做出這樣無知的規劃設想。他們知道，身為炎黃子孫，决不能老北京這些文化瑰寶毀於一旦。在會議結束後，二人一拍即合，决心寫出一份方案，為保護千年古都做出自己的貢獻。

於是，兩位先生便開始了共同為一個夢想奮鬥的日子，那段時間，他們幾乎形影不離。梁思成經常來到陳占祥的家，和他共同思考方案如何撰寫。

那時，陳占祥的家裡經常燈火通明，兩人把各種牌樓人民紀念碑等建築的模型放在一張明式花梨木大餐桌上，兩人一會兒討論建築的設計，一會兒討論各種設計的得失。在新中心的選址上，兩人出現了分歧。

梁思成認為應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帶日本“居民留地”為基礎，建設新中心。而陳占祥則認為老城新城不應該間隔過遠，新行政中心應該東連舊城，西接新市區。令陳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建議，計畫得以繼續推進。

兩人時常因為想法不同起爭執，爭得面紅耳赤，可是爭執過後，又笑顏逐開，雲淡風輕，就跟沒爭吵過一樣。兩人在紙上畫各種的示意圖，精確地畫出尺寸，他們日夜苦思，共同奮鬥，以求讓方案達到完美的程度。

終於，1950年2月，長達25000字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比特的建議》完稿，北京規劃史上著名的“梁陳方案”由此誕生。兩人最終商議决定，一方面，在西郊建設行政中心，這樣既可以充分利用西郊空地，避免大規模拆遷的發生，降低經濟費用，又有利於北京的可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他們主張平衡發展都市，避免跨區域交通，反對在長安街沿線建設中央政府寫字樓，以免產生歐洲街道的交通問題。面對方案的出爐，梁思成欣喜若狂，如釋重負。

他自費印製方案100多份，送給北京市政府各機關要員，並且親自致信總理，期盼方案可以得到認可。遺憾的是，這份方案並沒有被採納。當時祖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北京不會只是一個文化的、藝術的都市，更將會是一個工業化的都市。

然而，梁思成並沒有放弃。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不顧重病纏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領導，再次呼籲早日確定中央行政區位置。因為在他看來，這不僅僅是一份建築方案，更是一份他理應承擔的歷史責任。

1953年，北京開始正式謀劃拆除牌樓。此時的梁思成正因為想要以傳統管道保護古建築而遭到批判，可是，這次他依舊沒有退縮。為了保護文物，他與當時的北京市長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後來，在一場文化部舉辦的文藝界知名人士歐美同學聚餐會上，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又和市長有了當面的衝突。夫婦兩人都在為保護文物努力著。

梁思成作為一比特建築學家，從未停止過為文物保護奔波。這不僅是他作為建築學家的職業擔當，更是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