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高壓

序言：魏晉風度作為一種精神也許值得追崇，但作為特定時代的特殊產物，它其實又是一種“畸形”的表現，它是整個時代和社會扭曲的結果。從這一點來看，它又是不值得羡慕的，儘管人們很願意稱頌它，可在稱頌之前，你必須瞭解一下這個真實的“魏晉風度”——

談到魏晉風度，讀者總是會為那些名士瀟灑自在，不拘一格的言談舉止而吸引，用今日的話來說，還頗有一種“行為藝術”的風範。如富人曬綾羅綢緞，阮鹹則曬破舊的褲子以示回應，又或者與猪共飲，在給母親守喪期間，心愛的婢女離開了，阮鹹連忙騎驢追趕。又或者如嗜酒如命的劉伶更是乖張放誕，大醉之後喜歡赤裸身體，隨時帶著一名扛著鍬的僕人，說：“死便埋我。”

自漢以來中國歷史上誕生了一群叫做“名士”的群體，及至魏晋時期這群人又轉變為“狂士”，如擊鼓罵曹的禰衡。然而名士們在“狂”的背後，卻是一種近乎冒險的掙扎，巨大的政治高壓就像一塊沼澤，越是掙扎反而有越陷越深的危險，不掙扎處境也不會隨之變好。

這是因為自東漢末年以來，彼時的政治環境不斷惡化導致的結果，大體可以將這個惡化的界限從“黨錮之禍”開始劃分。從桓靈二帝開始的“黨錮之亂”之始，正直的士大夫不僅被宦官們排擠出政治中心，更糟糕的是大量名士還遭到禁錮，如東漢末年著名的經學大師鄭玄由於曾是名士杜密的下屬，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之禍中連同其餘四十幾人遭到禁錮。

兩次“黨錮之禍”將士大夫和朝廷的關係撕裂和惡化了，許多士人將精力傾注於學問之中而守節不仕，東漢朝廷數次征辟鄭玄，都被後者委以拒絕。及至董卓專權時，政治環境更加惡化，秉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則，士人更無出頭之日可言，隱而不仕逐漸成為主流。

如司馬微、龐德公都是較為有名的隱士代表，如諸葛亮早年也因政治環境不佳選擇隱而不仕，然而想要成為隱士有些時候也是不被現實允許的，鄭玄守節不仕，卻被袁紹以武力威脅强行征辟。談强行征辟，必須要談曹操，他手底下那一群名士十有五六是被他强行征辟的。

阮瑀不願出仕，曹操不惜放火燒山；徐幹早年以疾病推脫，也辭不受命於曹操；又如司馬懿不願出仕，曹操又用武力威脅……凡此種種都說明，自東漢以來在政治高壓的壓迫下，士人們生存環境的惡劣。又如孔融、邊讓、禰衡這類士人因抨擊軍閥權貴而遭到殺害。

及至魏晋時期，這一情況依舊沒有好轉，司馬家族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名聲，對士人採取更為嚴厲的政治高壓態勢，甚至不惜殺死嵇康，使《廣陵散》成為人間絕響。妄議朝政成為了極度敏感的話題，唯有清談玄學方能宣洩精神上的困頓。

這是東漢末年以來這些士人們政治訴求無法伸張的無奈之舉，實際上大家很容易發現這種有趣的變化；在魏晋以前，抨擊以曹操這種軍閥為表達的政客和縱論天下局勢一直是士人們的主流，但在魏晋時期，抨擊政客和妄議朝政則明顯屬於被嚴厲打擊的行為，一時間聲絕於野。

二、清談

這些名士們只好高談“老子無為之學”，傾心於自然之中，然而彰顯的卻是“想有為而不能為”的尷尬處境。既然現實的場景和圖景已經不容許士人們高談闊論，那麼士人們只好把精力和目光轉向以老莊之道為底本的玄學了。

兩漢以來，讖緯之學（結合神權的政治預言）尤其盛行，與西漢劉邦斬白蛇起義的傳說略有不同的是，東漢的建立是借助讖（chen）緯將自身的政權地位進行合法化，據《後漢書》記載，劉秀還沒有登基之前，民間就廣為流傳《赤伏符》，其稱“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預言劉秀將入主天下，這一政治預言也成為東漢立國的合法說辭。

一方面，兩漢經學發展到東漢時，由於讖緯之學被奉為內學，儒家經典反而被奉為“外學”。這導致兩漢經學發展到後期也逐漸向讖緯之學靠攏。而用今天的話來說，讖緯之學更類似於一種“刻意為之的宗教活動”，而這一活動是伴隨著東漢的衰落而一道衰落的。

對於魏晋玄學的誕生，它有一種啟下的作用，兩漢經學的衰微為玄學的誕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儒家學說自兩漢被奉為官方哲學以來，短暫進入了一個發展的緩慢時期。道家的老莊之學興起的一個因素在於士人們在政治上受到打壓。

治世的經學囙此逐漸不再為士人們重視，這首先是由於漢末以來士人們受到打壓導致的結果，使得魏晋士人只能採取“清議”的管道去談論現實的政治以外的抽象的哲學問題。在何晏、夏侯玄和王弼等人的宣導之下，以老莊之學為底本的玄學囙此逐漸成為魏晋時期的思想主流。

他們討論的經典主要以《周易》、《老子》、《莊子》為思想根源，囙此清談之風一時興起，最終成為魏晋和中國文化歷史上的特定符號和現象。如“竹林七賢”就是魏晋玄學中的代表人物，“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鹹、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其中除王戎、山濤以外，竹林七賢對司馬氏政權均秉持不合作的態度，山濤投靠司馬氏以後勸說嵇康出山，後者寫《與山巨源絕交書》予以回應，這也是嵇康遭到殺害的一個客觀因素。魏晋玄學的誕生有它某種發展的必然性，其中最不容我們忽視的就是政治高壓在這其中發揮的作用，這種政治高壓幾乎從東漢一直貫穿魏晋時代，這是在那個政局動盪的年代出現的一個必然結果。

三、酒與狷狂

與玄學一同存在的還有酒，當然酒在魏晋時期已不是新鮮事物，但它作為一種特別的裝飾物表現了魏晋名士的狷狂性格。而酒與狷狂結合到一起，它映照的是魏晋時期名士們精神發展的一個階段，今時今日人們也好酒，在這個世界上任何國家在過去歷史中都好酒。

但是酒似乎少有像魏晋時期可以被賦予一種特殊的含義，譬如今人飲酒，大醉之後呼呼而睡，圖的是飄飄欲仙和酣暢淋漓的快感。但它難以被賦予某種社會現象，人的精神無法在酒之中得到展現，無非只像是勞累奔波幾日後身心上的一時放鬆。

但在魏晋時期，酒與狷狂的個性卻有巧妙的結合和預示。拿竹林七賢中的劉伶而言，他嗜酒不羈，被稱為“醉侯”，此人是魏晋玄學的代表人物，喜好老莊之學，追崇自然率性的個性，蔑視禮法（但實際上魏晋時期士族最看重禮法），在他身上發生過許多荒誕不經的舉止，頗有幾分濟公那種“醒而顛癡”的意味。

可劉伶這樣一個狷狂的人，《晋書》卻記載他說“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一個人“放情肆志”的同時卻又“澹默少言”，不可謂奇特了。設想劉伶這類人，或依照我們的設想，應當是像李敖那種狂放自如，妙語連珠乃至於率真的人。

可劉伶卻偏偏是一個沉默寡言，對人世漠不關心的人，一個內斂的人卻語出驚人的說出“死便埋我”、“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這樣驚世駭俗的言論，就不得不值得深思了。人們都說其餘名士都是半醉半醒，唯有劉伶以酒避世。

荒誕狷狂的背後看似是追求老莊之學時的“逍遙之遊”，本質上卻是消極避世的頹喪和無奈之舉，故作姿態是為了逃避鐵幕一般無法撼動的現實。所謂率性、不拘一格或飄逸灑脫，大醉之後的狷狂，狂士或名士的盛名之下其實是一地雞毛的困頓現實，這不是可以和李白那個“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時代可以相比較的。

藥：寒食散

除了玄學，作為魏晋時期標誌性符號的無疑就是寒食散——寒食散的出現反映出魏晉風度中走向糜爛的一面。有趣的是，玄學是在何晏等人的宣導之下流行起來的，而服用寒食散也是在何晏的推動下流行起來的。

何晏劇照

如果說劉伶這類名士喝酒只是圖一個昏昏然而不知所以的渾噩狀態，那麼寒食散的流行則成為另一類名士在醉生夢死中的自我放縱了，實際上寒食散的流行反映的是魏晉風度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由士人們那種狷狂的言行舉止演變為一種貴族士人競相模仿的社會現象，簡而言之是一小群人的痛苦失意淪喪為另一群人的歡樂。

寒食散本身是一味拿來治療傷寒病的藥，但經過何晏的帶頭示範，由於這味藥具有特殊的治療效果，如服用完寒食散，快步疾走一番出了一身大汗以後，人會感到渾身清爽。所以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郎”。

然而其所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還在於，寒食散經過改造以後具有壯陽的功能，想來這恐怕這也是其從上層流向下層，最終在社會中彌漫開來的原因所在之一。孫思邈後來評估這味藥說“漢末有何侯者行用，自皇甫士安以降，有進餌者，無不發背解體，而取顛覆。餘自有識性以來，親見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寧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有大大猛毒。”

寒食散是一味猛藥，食用過度就成為毒藥，但這依然不妨礙它的流行。然而，其流行與否似乎並不能够和文化扯上關係，偏偏就在於它是魏晉風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晋名士喜歡服用寒食散是眾所周知的歷史，即便如嵇康也愛吃寒食散，儘管我們不能說這代表魏晋名士的集體墮落。

但無疑卻表現出魏晋名士們在失意困頓的精神之下逐漸迷失自我，時而清醒但又故作放縱之態，假做渾噩卻又清醒异常，這種尷尬的“不倫不類”的處境和自我，在福斯看來仿佛是一場解放天性和自我的行為藝術，但實際上卻猶如王小波作品《一只特立獨行的猪》中那只荒誕而又特別的猪一樣，與眾不同之下其實是由於外部環境導致的身份和行為的錯亂，所謂特立獨行、狷狂和荒誕，其實都是用近乎行為藝術的管道來宣示對現實的無聲反抗和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