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959年，周世宗柴榮駕崩，年僅7歲的周恭帝柴宗訓繼位。第二年正月初一，時任殿前都點檢的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脅迫周恭帝禪位，改國號為“宋”。

在宋朝建立後不久，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讓部將交出軍權，避免了宋朝如五代時其它王朝一樣，陷入被武人推翻的短命魔咒。

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一直以來都是皇帝與開國功臣互相成全的典範。可有一點非常奇怪，為什麼趙匡胤就能在不經歷喋血宮變，不鬧到伏屍遍野的情况下，讓這些將領們輕而易舉地交出兵權呢？

都說“槍桿子裏出政權”，這些剛剛經歷五代變亂的將領們，顯然更清楚這一點。故而，趙匡胤的和平贖買手段，似乎就有些順利得太過於理想化了。

相傳，趙匡胤儘管通過兵變奪取了後周的天下，但心裡卻並不安生，他擔心自己死後，這些老部下們將來效仿自己當初的做法，也來一出陳橋兵變，重蹈後樑、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頻繁武將政變立國的老路子。

於是在第二年，趙匡胤邀請石守信等親信部下在宮中飲酒，在大家喝到酒酣耳熱之際，他故意將自己的憂慮說給諸將。

聽到皇帝擔心自己這些人將來謀反，石守信、王申琦的冷汗瞬間就冒了出來，喝了半天，感情這是場鴻門宴呐！這哥幾個也不知道自己這位老大哥，是不是已經在宮殿外埋伏了五百刀斧手，就等一聲令下沖進來把他們剁成肉醬，於是趕緊賭咒發誓自己絕無二心。

聽到這些將領們誠惶誠恐地訴忠心，趙匡胤覺得火候差不多了。

他一邊表示寬慰，一邊又趁機提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那就是讓他們主動放弃兵權，當然作為補償，朝廷會多賜給他們以田宅、土地，“以為子孫永享之業”。

聽到這，這些人精哪還不知道皇帝是什麼意思？面對胡蘿蔔加大棒的威逼利誘，這幾比特禁軍將領紛紛識趣地乖乖照辦。第二天，哥幾個一起正兒八經地上奏朝廷，要求告老還鄉。

首戰告捷，趙匡胤又依樣畫葫蘆，用同樣的辦法宴請了另外多位大將，逐漸將散落的兵權收了回來。

說實話，這個故事挺精彩的，尤其是趙匡胤在宴會席上那種恩威並施的勸說，更是塑造起了這位開國武將的忠厚人設。前有劉邦的兔死狗烹、後又有朱元璋的胡藍大案，北宋開國功臣，當真是善終的典範！

但可惜的是，這個故事，並不是杯酒釋兵權的全部真相。如果僅通過一場酒宴，就能將兵權收回，那麼在古代，恐怕就不會有那麼多大將謀逆弑君的事件發生了。

在史學界，素來對杯酒釋兵權的真實性有所爭論，認為故事為假的反對方，最主要的懷疑點，在於“杯酒釋兵權”這樣在宋朝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事件，在當時的官修史書中，竟然找不到多少記載！

現存有關杯酒釋兵權的最早記錄，出自宋真宗時期名臣丁謂的《丁晋公談錄》，以及同時期王曾所寫的《王文正公筆錄》。而除了這兩位名臣手稿以外，唯一可靠一些的記錄就司馬光的《涑水記聞》了。

《談錄》、《筆錄》加《紀文》，三比特大臣背書聽起來似乎挺可靠的不是？不過先別急。

首先，這三人都不是事件的親歷者，就拿丁謂、王曾來說，他們出生時宋朝都已經建立了近二十年，而等到他們進入朝廷中樞，杯酒釋兵權就已經成了四五十年前的舊事了。

當然，筆者並不是說所有歷史事件，只有親歷者的敘述才可信，但問題在於除了這三人所寫的筆記外，像《太祖實錄》、《三朝國史》之類的官修史書，對“杯酒釋兵權”竟然是一字未提！而以兩書為基礎編寫的《宋史》也是如此，根本看不到與此相關的點滴筆墨。

這就有意思了！杯酒釋兵權可不同於“燭聲斧影”之類的宮廷禁忌，不容於官史，在這個故事裏，趙匡胤甚至可以被視為終結五代武將亂政篡位之禍的明君，這麼給臉上貼金的事，宋朝官家幹嘛不在書裡面記上幾筆呢？

比較可靠的解釋，就是所謂的“杯酒釋兵權”，其實是被後世文人過分誇大，或者互說戲劇化了。

最大的誤解在於，我們其實誤會了“釋兵權”的含義：那些曾經跟隨趙匡胤出生入死的功臣，並不是被完全收走了兵權，而是由禁軍大將調任地方，出任節度使。

有人可能覺得，從禁軍將領調任地方，難道不是明升暗降麼？還真不一定。事實上，從五代開始，皇帝們登基後往往都會將自己親信將領，調至地方任節度使一職。

比如後唐莊宗李存勖的部下郭崇韜，就曾經急不可耐地上書皇帝，要對方兌現早年間“許卿一鎮”的諾言。一方面，這是皇帝為了加强對地方的掌握；另一方面，皇帝也是為了籠絡和報答這些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們，畢竟這些將領提著腦袋跟著幹，也是想著要吃香喝辣的。

從這一點上來看，以功臣為節度使，本就是五代時期約定俗成的慣例，趙匡胤至少在明面的人事調動上，步子並沒有邁得很大。

但這還不算完，宋朝之所以能够走出五代武將亂政的怪圈，是依靠趙匡胤在制度上的一系列設計。其實，早在將這些將領派至地方充任節度使之前，趙匡胤就已經開始了一整套針對地方的組合拳。

首先是削弱地方的行政權。

將節度使兼領支郡的權利收歸中央，又派遣文臣出任各地知州、知縣。為了防止這些文官和節度使沆瀣一氣，他還特別規定這些地方官要三年一換，這樣就基本杜絕了節度使在地方上建立派系的可能。

趙匡胤的第二招，則打在了地方財政上。

從唐朝中期開始，稅收就開始施行兩稅法，又或者說兩稅三分法。

所謂的“三分”，就是將收來的稅賦分為三部分，分別稱為上供、送使、留州，除了“上供”部分以外，其他部分都被節度使把控。這種情況下，富得流油的節度使自然成了朝廷的威脅。

趙匡胤的解决思路，是下令設立各路轉運使，專門負責財稅的轉運，各州除了留下極少部分用作日常管理經費外，所有的錢糧物資都要送到京城統一調配。這樣一來，朝廷就將各地財政大權摟了回來。

最後一刀，趙匡胤砍在了兵權上。

西元965年8月，趙匡胤下令從各州選拔精銳阿兵哥補充禁軍。為了挑選合適兵員，他甚至親自挑選身强體壯的阿兵哥當做“兵樣”，讓各地以這種標準輸送阿兵哥進入禁軍。

而那些沒被挑選進入禁軍序列的地方部隊，則改編為所謂的“厢軍”。所以北宋到了中後期，除了京城開封，以及與遼、西夏接壤的邊境部隊外，其餘地方上的軍隊，基本來說沒有什麼戰鬥力。

經過趙匡胤這樣的三板斧，節度使被閹割了行政、財政、軍事三大權，就再也沒法成為北宋朝廷的威脅了。

總而言之，趙匡胤打壓功勳武將時，並不是拿某一個人開刀，而是直接從制度上下手堵死了武將亂政的可能，這種釜底抽薪的策略，才是“杯酒釋兵權”這個故事背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