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了幾十萬的學費,這些國際學校家庭還是擠回到了高考這條獨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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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黃鵬盤算著趁暑假,可以再將房子重新裝修一下,如無意外,今年9月份開學,原本在國際學校就讀的孩子就將成為西城公立校五年級的一名小學生。但自去年開始,出於對上述兩方面的擔心,在經過幾次討論後,一家人還是决定把孩子轉回公立校,並於今年年初開啟了西城的看房之旅。黃鵬代表的是一類就讀於國際校的群體。這本是高考外的另一條途徑,然而,疫情等因素將此前就讀於國際學校的家長割裂成兩端。

經濟觀察報記者李靜7月上旬,黃鵬帶著一家老小從北京昌平區開車趕到西城一所普通的居民樓,總計50餘平米的居民房是他賣掉老房子,又添置了一些錢剛購置的新家,總價730萬。黃鵬盤算著趁暑假,可以再將房子重新裝修一下,如無意外,今年9月份開學,原本在國際學校就讀的孩子就將成為西城公立校五年級的一名小學生。

這本不是黃鵬為孩子謀劃的人生路線。

如果不是疫情、國際關係等因素的影響,黃鵬的孩子大概率會按照原有國際學校的路徑,在另一條有別於公立校的教學體系下一路讀下去,不必參加國內高考,而是在高中畢業後申請國外大學進修。但自去年開始,出於對上述兩方面的擔心,在經過幾次討論後,一家人還是决定把孩子轉回公立校,並於今年年初開啟了西城的看房之旅。

黃鵬代表的是一類就讀於國際校的群體。他們的共同畫像是具有一定經濟基礎,能承擔起一年16萬-30萬元學費的家庭。他們自身接受過高等教育,除外籍家庭、藝員和富裕階層外,普遍在企業特別是外企中任高層管理職位。他們崇尚精英教育,也對孩子的未來充滿期翼,看到體制內教育的局限性後,寄希望在中西教育體制下尋求一種平衡。當然,這其中也不乏因“非京籍”,又期待讓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

這本是高考外的另一條途徑,然而,疫情等因素將此前就讀於國際學校的家長割裂成兩端。

一位在國際學校的任教的老師告訴經濟觀察報,疫情以前,每年也有零星家庭轉到公立校讀書,明顯變化是出現在疫情後,轉校生愈發增多,儘管不同的國際校學生向公立校回流的比例上仍有所區別。

現時暫無相關資料證明這波回流的比例。但國際學校市場規模乏力在國際教育調研機构“新學說”的發佈的《2020中國國際學校發展報告》中可窺一二。根據該報告,2020年,國際學校在校生規模為61萬人,受近年來留學人數增長乏力,辦學執照申請難度提升等因素影響,2020年國際學校數量、市場規模增長率出現雙降。2020年中國國際學校市場總規模為439億元人民幣,增速僅為7%。而中國國際學校行業在過去七年間市場規模複合增長率高達12%。

現在,帶著對種種不確定因素的憂慮,已經有一些就讀於國際學校的家萌生了想法——把孩子轉回公立校讀書。

性價比考量

黃鵬想給孩子轉學的想法是在去年冒出來的。

2020年受疫情影響,大部分國際學校外籍老師不能回到中國任教,國際學校在這一年中普遍採用了線上網課作為教學替代方案。但與義務教學階段免除學費的公立校不同,線下教學停止後,國際學校繼續收取高昂的學費、校車費,這令一些家長感到憤怒。

儘管黃鵬孩子所在的學校最終與家長達成了校車費用抵扣以及新學期10%學費返還等協定,可十幾萬元不能退還的學費還是讓他感覺失望。比起這些更讓黃鵬擔心的還有,經過與學校因退費事件的數次交鋒,他很怕囙此影響學校、老師和孩子的關係。

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性價比。

國際關係以及伴隨著近幾年具有留學背景回國發展的人數激增,一定程度削弱了海外學歷的競爭優勢,對比每年國際學校各種費用的支出,黃鵬說:“性價比已經越來越不划算了。

在中國國際學校主要分為三類:外籍子女學校、民辦國際化學校和公立學校國際部,外籍子女學校不必說,公立學校的國際部儘管學費相較較低,但嚴苛的選拔和評審,並非家長能隨意進入。所以,根據上述《2020中國國際學校發展報告》統計,現時面向中外籍學生的民辦國際學校,已經占到國際校中的75%。

在一所民辦國際學校上學每年需要多少支出多少費用?

以記者獲悉的一張北京海嘉國際雙語學校學費為例,按照學期收費國際幼儿園學費在88000每學期左右,學前班則在218000元一年,國際小學、中學、高中的費用也普遍在250000-290000之間,上述費用還不包含每年7-9萬的住宿費用、1850-3400元/套的校服費用和5500-8200元/年的午餐及間點費用,而海嘉在國際校中收費數屬中等水准。

黃鵬算是國際學校中有選擇的家長,自身有北京市戶口,可以在公立校以及國際校中選擇。最初選擇國際校,也是因為自詡為“佛系”家長,不想加入學區房的爭鬥,也不想讓孩子重走自己當年體制內嚴苛的高考選拔路徑。

但最終黃鵬還是走上了西城買房之旅,並在今年6月底出手一套西城並非熱門片區的二手房,50餘平,最終花費730萬。

黃鵬說:“在選擇公立校還是國際校中,除了堅定的把孩子送到國外,有錢有實力的家庭外,大部分都有一本成本帳:是購買學區房划算?還是以國際幼儿園為起始,一路讀到出國更划算?從目前看來,讀國際校學費、雜費、每年遊學費加在一起,至少在300多萬。如果有‘二孩’的打算,那就是600多萬。”

在他看來,表面看學區房更貴,可其實不然。學區房具有投資價值屬於可回收成本,大不了在孩子讀完書之後賣掉,還能收回成本。而國際學校百萬的花費屬沉沒成本,絕大部分有追求的家庭是希望孩子進“藤校”,但一般國際學校在競爭優勢中不如公辦的國際部,計算上這種概率,學區房更加划算。

而在人們追捧學區房的學位溢價和投資溢價中,黃鵬從年初看房到6月成交,西城該片區同社區同戶型的房屋,價格漲了50萬。

要幸福指數還是競爭力

和黃鵬一樣,女兒在朝陽一所國際學校的楊爽還在謀劃,並在近期將自己朝陽區的房屋掛牌上架。

楊爽是堅定的“雞娃媽媽”,促使她想轉回公立校的原因,除了去年剛剛積分落戶到北京外,今年一次數學杯賽的成績也讓她意識到孩子與公立校孩子的差距。“在家一共類比了兩次考試,第一次45分,第二次50分”。楊爽說,儘管這個競賽屬於偏重於奧數競賽,但是很多公立校的學生,都說這個題目屬於簡單的。

在這樣一個充滿教育“焦慮”的時代,公立學校與國際學校教學的差距讓楊爽不能忍受。“語文數學不好可以在外面報班補,按理說一直浸染在英語環境的孩子,英語應該好,但結果英語成績與報班參加新東方等課程的孩子也有差距,這就不能理解了。”

另一方面,對於楊爽而言,孩子始終要在國內發展,隨著國外歸國人數的激增帶來的海外學歷溢價縮水,也讓她重新審視是否有必要走這樣一條國際化路線。

教育部資料顯示,2010年時出國留學生人數與回國人數比例約是2:1,而到了2018年,回國人數占到了留學總數的78%,絕大部分留學生都會選擇回國。既然如此,對於一部分家長來說,本科階段一張985、211的文憑,研究生階段再去國外讀書,這樣的搭配管道也許更能為孩子的未來增添競爭的砝碼。

在這些對孩子寄予希望,又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家庭看來,國際學校是有優勢的:雙語教學,且在校內就有大學申請指導,可以更好銜接國際名校,比起國內先經過小初高,再到高考申請國外大學,要輕鬆太多。另外,在師資配比上對比公立校一個班級三四十人的體量也有很大優勢,通常小班教學,一個班級不超過20人,由主、副班主任兩人帶領,可以更關注每一個孩子的成長和發展。

事實上,這也成為大多數並非追求“藤校”的雞娃國際家長最初的初衷。但楊爽顯然更急迫一些,她屬於國際學校中追求極致精英教育中的一類家長畫像。“國際學校的幸福指數高一些,但升學和未來競爭力才是覈心。”為此每個週末或者下課後的時光,楊爽都會帶著孩子奔走在語數外各種輔導班的現場,還要學習擊劍、象棋、太極、街舞、游泳等課程。

在拿到北京市戶口後,楊爽動了轉軌公立校的想法。

戶籍憂思

楊爽說,原本讓孩子到國際學校讀書,有彼時沒有北京戶口的因素,而在國際學校中,這一類非京籍人群的占比並不算小。

王寧也是如此。王寧所在北京一家外資企業,受去年疫情影響,公司海外業務受阻,儘管收入還沒有出現明顯變化,但未來形勢於她並不樂觀。

首先,年齡已經踩在了35歲的紅線上,而去年自己又懷上了二孩。這樣計算下來,如果未來要承擔兩個孩子國際學校的費用,對於她而言有些吃力。“總不能一個孩子在國際學校,一個孩子在公立校。”

王寧有些嗔怪自己當初選擇國際學校。在國際學校要解决的是錢的問題。一年學費便宜的十幾萬元,不便宜的二十幾萬元到三十萬元。對於普通的中產,這種咬牙走國際學校的路徑,顯然是堵著一股氣。可把孩子轉回公立校,困擾她的因素依然有很多,擺在眼前最大的障礙就是北京市戶口。

按照北京高考政策,非京籍家庭在京接受教育最多堅持到初三年級就會回到原籍繼續讀書,不能留在北京參加高考。這也意味著,王寧這種現時沒有“京戶”,未來也沒有可能成為“京戶”的家庭,要不繼續留在國際學校,要不轉回公立校到高中階段回到戶籍所在地高考。

以楊爽瞭解的,這一波轉學潮中,非京籍就讀於公立校家庭想轉學的意願普遍不是很强。經濟實力强的家庭就不提了,經濟實力相對不雄厚的又是非京籍的家庭所剩選擇並不多。“除非是辦理了天津戶口,日後留待天津高考,抑或是近期很多國際學校的家長在辦理海口戶籍——對比西藏、新疆等地區,海口環境好,高考錄取又有一定優勢,國際學校的孩子去到那裡,優勢很突出”,楊爽說。

但不論如何,留待王寧這些觀望中的家長的窗口期並不多。

根據新版的《北京市中小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本市普通高中階段原則上不予轉學。轉學一般應在寒、暑假放假前一周提出申請。轉學手續辦理一般不超過10個工作日。中小學起始年級的第一學期及畢業年級,不予辦理轉入手續。“非京籍由於受到回原籍高考等因素的影響,一般家庭會在初二、初三就著手安排後續事情。囙此對於非京籍中在國際學校的家庭而言,四、五年級是最合適的轉學時機”,這也是王寧趴在各種論壇裏一段時間總結的經驗。

一比特樂成國際學校的家長告訴記者,並非每一個家庭都要轉回公立校。融入就是一個大問題。國際學校英語比重高,相對語文等課程與公立校會有很大差距,在與公立校“雞娃路線”的競爭中,國際學校的家庭不一定買了學區房就能一勞永逸。

他說,“另一方面裹挾著各種資源的國際學校,在啟迪孩子國際化視野和銜接名校資源上還是有很多優勢,這還是要看家長的訴求,各有利弊。”

開學後,黃鵬的孩子即將入讀西城公立校的五年級。

而對於楊爽而言,如果房子能順利賣出去,如果不受鎖區限制,會考慮西城的學區房,如果受到學區限制,可能會選擇朝陽的學區,但不論怎樣,課外輔導班都是繼續要讀下去,增强孩子實力總是不會錯的選擇,即使最終留在國際學校繼續讀書,仍然具有一定優勢。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黃鵬、楊爽、王寧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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