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1日，薛明逝世於北京，享年95歲。

當年延河畔青春少艾的青衣女子，走著走著就走到水窮處，成了新中國最後一比特元帥夫人，人們多是這樣稱呼她的，賀龍元帥的夫人薛明。

但即便如此，薛明自身的光芒從未因丈夫賀龍的輝煌而黯淡，她是一比特革命者的伴侶、一比特革命者的母親，同時她自己也是一比特歷經磨難、堅定不移革命者。

女兒曾對薛明說：“媽媽，不能說你堅強，就讓你吃那麼多苦，這是不公平的”，連女兒都覺得命運對她是何其不公，可是於薛明而言，這一生無論是痛還是快，都是值得的。

紅色青春

1916年5月12日，薛明在河北省文安縣勝芳鎮一王姓商人家庭呱呱墜地，原名王愛珍，後改隨母姓薛，雖然家境還算殷實，但由於父親的早逝，僅剩母親苦苦支撐著家，使得女兒薛明從小便養成吃苦耐勞的品質。

自小生活在北方的薛明，

親眼見證著日寇一步步蠶食祖國河山

，在這片大地上肆虐橫行，而南京政府不抵抗不作為，將自己家鄉的主權都奉送給日本人，怎會不痛心、怎會無作為？

還是女學生的薛明與同學們沖到街上，聲嘶力竭地呐喊，加入到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中，一年後，薛明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負責天津學聯、民先、婦聯會的地下聯絡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

平津請願團南下文宣抗日

，薛明隨青年女子文宣隊從北平、天津經山東、南京，一路文宣抗日到江西，經新四軍江西辦事處介紹去到延安，終於到了嚮往已久的革命聖地。

薛明認真刻苦地學習和工作，和所有奔赴延安的熱血青年一樣，她希望自己每一滴汗、每一滴血都為革命而流。

到延安後，

薛明先後在中央黨校和女子大學學習

，之後被分派到清澗工作，成績很突出，曾被選為縣參議員，之後調到中共延安縣任組織部部長，是西北局重點培養的婦女幹部。

薛明全身心投入在工作和革命事業中，囙此個人的問題就沒那麼上心，西北局組織部長正想給賀龍做個紅娘，

42歲的賀龍與女紅軍蹇先任離了婚，

蹇先任到蘇聯學習，孩子便留給他。

雖然女兒賀捷生被送回老家養著，但在這個家總是要人照料的，組織部長靈機一動，就向賀龍介紹了薛明。

22歲的薛明就這樣在組織的安排下認識了將在未來風雨同舟的丈夫賀龍，賀龍當時已經是威名赫赫的西北局司令員。

他一眼相中了明眸善睞的薛明，可向來女學生們都覺得老幹部不懂浪漫，甚至還有一個女學生與老幹部散步時女學生說月亮美、老幹部說像臉盆的笑話廣為流傳，這位大將軍該怎樣去打動意中人呢？

賀龍雖是“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職業軍人，在戰場上捨生忘死、嫉惡如仇，但私下不僅幽默風趣還浪漫體貼，他特地邀請從天津來的薛明到自己住處品嘗天津包子，

還浪漫地在雨天送她回駐地。

作為軍人的賀龍最愛槍，定情信物便送了薛明一把小手槍，別的女孩早埋怨不懂浪漫了，但薛明覺得小手槍冰冰凉凉的，可是是很精緻。

她更知道這既是賀龍把自己最珍愛的東西給了她，也是希望她照顧好自己用來防身，一來二往，他們便結婚了。

賀龍個性豪爽幽默，

薛明是個含蓄溫柔的靚女，

兩人雖然性格差异大，又在戰爭時期聚少離多，可柴米油鹽沒有把戀愛時的浪漫消磨，婚後反倒是愈加甜蜜，連小爭執都仿似加了糖。

有一次，夫妻兩人都說對方煮的棒子麵粥不好喝，誰也不讓誰，孩子們起哄讓兩個人比試一番，煮好後，孩子們全去給母親捧場，薛明反倒過來邊打趣邊安慰地說，要孩子們也喝點兒爸爸做的。

與賀龍結婚後的薛明並沒有做“回家的娜拉”，依然隨著部隊南征北戰，幫助賀龍處理大量公文，同時還需要照顧孩子們。

即便如此，她自己的工作依然做得很優秀，在1948年當上了晉綏聯防軍司令部政治處主任。

坎坷中年

建國後，薛明隨賀龍前往西南工作，之後又調回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賀龍辦公室主任。

賀龍先回的北京，孩子們和薛明都還在西南等著組織安排，兩地分居，賀龍工作忙得信都少寫，不過長途電話倒是很多，也解了相思之苦。

八月十五中秋節，家家都吃著月餅共團圓，可是孩子們把信箱翻了又翻，電話看了又看，爸爸還是一個音訊都沒有。

薛明一句牢騷也沒發，

高高興興地給孩子們梳辮子、整理衣服

，帶著他們上街去，找了一家照相館照了張缺爸爸的全家福，然後寄到北京去。

過了一段時間賀龍打電話回來，薛明問：“看見照片了嗎？”“看見了。”“覺得照得怎麼樣？”“很好啊，你們每個人都過得好啊。”

薛明又問：“你再看看，那是什麼日子？”賀龍這才明白，自己忙得八月十五都忘了。

暴風驟雨突然襲來，夫婦二人洞若觀火卻無能為力，他們住過十多天總理家，便被安排到玉泉山臥佛寺象鼻子溝，戒備森嚴、人迹罕至，薛明一方面擔心著毫無音訊孩子們，一方面憂慮著日漸消瘦的丈夫。

結婚幾十年聚少離多，薛明盼望過一夫一妻共剪西窗燭的美好，但如今，兩人長夜相守的場面是實現了，內心卻是無盡的淒惶。

生活雖然艱苦，但兩人作伴都把最好的那一面展現給對方，賀龍給薛明講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激勵她，薛明陪著賀龍讀書寫字給予他安慰。

賀龍馳騁沙場多年，滿身都是戰爭留下的痕迹，隨著年紀漸長，身和心又備受煎熬，不幸就降臨了，薛明53歲生日剛過去還沒半個月，73歲的丈夫賀龍病逝了。

中年喪夫還有四個孩子等著照料，薛明的處境實在艱難，1969年11月她被送上火車，派了警衛護士監管在貴州。孩子們沒了父親、母親也不知所踪，就只能在各地流浪。

後來總理找到在貴州的薛明，調回北京，到1974年賀總平反，1976年後她自己的個人問題才得到解决。

悲痛晚年

一切塵埃落定後，薛明恢復工作，在總參任軍事檢察院檢察長、政治部顧問等，她把中年喪夫的悲痛和自己受到的磨難都隱藏起來，埋頭於祖國建設和撫養幾個子女。

因為是賀家的獨子，

薛明與兒子賀鵬飛關係很親密，

連女兒都妒忌地開玩笑“他們倆人在談戀愛呢，就讓他們談去吧，咱們兩個女兒就別爭了”。

兒子賀鵬飛很有出息，曾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在父母言傳身教下刻苦努力，每天7點就出門工作，但下班以後一定要到房間去看媽媽薛明，媽媽的衣食住行都是特別交代兩個妹妹：

“天凉了啊，老太太的衣服有沒有啊、該加被子了”，“今天這個飯看她就沒吃下去什麼，明天這個伙食要調整一下。”

妹妹都說哥哥對母親的事情已經細心到有些婆婆媽媽，只要薛明走過去，兒子見到後一定會把自己的位子讓給媽媽，他還會覺得自己把凳子做太熱，就拿蒲扇扇凉，再把媽媽請過去。

因為工作的操勞，

賀鵬飛1997年就患了重病

，但他一心撲在國家海軍的建設上，根本騰不出時間治療。

2001年，賀鵬飛還在家中準備第二天開會資料的一個晚上，他突然心臟病發作倒下，再沒能站起來。

經歷了中年喪夫後的薛明再一次被不幸眷顧了，晚年還要經歷喪子之痛的她卻沒有流淚，鎮定地處理兒子的後事，每一個環節都由她决定。

女兒們擔心母親出意外，說她們代薛明去送哥哥最後一程，薛明說：“這是我心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不去，我這一輩子這一件事過不去”。

她只讓女兒把輪椅推得近一點，再近一點兒，撫摸著賀鵬飛的臉說：“胖子，咱們以後再也不會那麼累了，胖子，咱們以後再也不生病了，不會那麼苦了。”

回家後醫生為薛明進行檢查，心臟、脈搏，一切正常。

95歲的薛明自己的兒子沒了，但她始終還是對孩子們說，人生那麼不幸，還是要堅強，她愛自己的孩子，也愛天下的孩子，戰爭年代有許多烈士的孩子成了孤兒，薛明便把他們接到家裡，像對待自己親生兒女那般悉心照顧。

建軍七十周年時，薛明同林月琴、張愛萍、陳錫聯等老革命家做了一件大事，他們聯名發出倡議：建立70所希望八一學校：

“從1927年到1997年，建軍已七十年矣，當我們回到建軍的起點，回到參軍地故土，回到我們戰鬥過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我們欣慰地看到，我們如願以償，但我們也沉重地感到我們大願未了，老區還是很窮……

他們的後代還在當年的紅軍小學裏讀書，還在百年前的祠堂裏讀書，甚至因貧困而讀不成書，我們的心在流血，囙此我們這些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老戰士、我們這些中國人民的老子弟兵，要為自己、為先我們而去的無數衕誌，向我們的老表、老鄉、嫂子，向我們的人民、向我們的老區人民、向我們老區人民的孩子們還願。”

在薛明的奔走下，這所學校一一落成。

不管人生的冬夏如何炎凉，薛明用信仰寫就了自己人生的春秋，在女兒們眼中，母親的人生寫作堅強二字，但薛明知道自己手中的那支筆——名為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