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有人說，像山東、河北現在都不太敢評特級教師，評一個就被北京的學校挖走了。”近日，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楊東平就義務教育等問題作了一次公開演講，再一次表達了其對教師流動與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關聯性的看法。這雖然是從個人視角進行的觀察，但由此也引發思考——山東、河北的特級教師屢屢出走，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特級教師是國家為了表彰特別優秀的中小學教師而特設的一種既具有先進性，又具有專業性的稱號。1977年我國恢復高考，1978年實施特級教師制度，前者以一種更加公平的管道選拔人才，表達了國家對知識與教育的重視；後者則提升了教師地位，從觀念上扭轉了社會對教師的歧視，兩者從某種程度上都成為中國教育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特級教師制度推行40多年，對教師隊伍穩定和提升教師社會地位發揮了巨大作用。當下，一個學校好不好，除了升學率以外，名師特別是高級教師、特級教師多不多也往往成為衡量的重要名額。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省份的特級教師選擇離開原有平臺，“轉會”到文化教育更發達地區的現象並不罕見。近幾年，一些培訓機構更是開出體制內教師難以想像的薪資待遇，招聘網課教師。2020年5月25日，某互聯網公司就發佈中小學網課教師招聘啟事，稱將為優秀教師提供“年薪兩百萬，上不封頂”的薪資待遇，引發輿論譁然。

某種角度而言，所謂優質教育資源，實際上就是優秀教師以及優秀教師數量多的學校。囙此，對流出地而言，特級教師出走，使得原本在教育上優勢欠缺的地區進一步喪失優質教育資源，人為拉大了地區差异；對流入地而言，雖然新加入的特級教師充實了該地教師隊伍，卻進一步加劇了本地校際教育資源的不平衡。總之，這與均衡發展的教育理念是背道而馳的。

一個普通教師成長為特級教師，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而且還要有經年累月的一線教學實踐，由此形成其在教學方法上的過人之處。當然，我們把特級教師出走的現象放到具體的個體身上，都能找到一些其出走的合理理由。教師也是處在複雜社會關係中的活生生的人，他們有子女需要養育，也有老人需要關照，同樣會面對各種經濟壓力、社會壓力，因而工作出色的特級教師追求更好的待遇無可厚非，不容指摘。

不僅如此，一些教育發達省份給與了特級教師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讓特級教師們有能發揮自身價值的平臺和土壤，懂得更好利用特級教師的資源。一些地方，甚至以特級教師個人的名義成立工作室，利用特級教師的“金字招牌”打響知名度，還通過特級教師完成老帶新，實現教師的階梯式發展。這樣的個人價值最大化、工作氛圍與成就感，往往是教育欠發達地區所難以想像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味號召特級教師犧牲奉獻，反哺本土教育發展，其道德感召力及其有效性和可行性都值得懷疑。實際上，從根本上講，只要一個地區教師發展的機制是良性的，梯隊建設是合理的，一個特級教師被挖走以後，優秀的年輕教師也會成長起來，由此對於個別特級教師的離開也沒必要過分焦慮。

除此之外，義務教育平衡發展，也內含著教育發展與個人利益的平衡問題。在義務教育均衡化方面，需要做的是建高地，平窪地，而不是使高的更高，低的更低。努力創造條件，讓特級教師在教育欠發達地區也有用武之處，產生歸屬感和成就感，同時加大對特級教師的津貼、獎勵力度，讓特級教師有更多選擇餘地與空間，這或許才是解决特級教師頻繁出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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