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高考成績公佈，尚不知自己與理想學府有多遠；只有闖過志願填報這道隱形關卡，才稍微摸到通往未來的大門。

現時，各省高考成績陸續公佈，關於不同省份的高考難度，常常成為熱議的話題。在軟科《聊一聊：高考最難省份，到底是誰？》話題之下，河南、河北、江蘇、廣東等多個省市獲得“高考最難”提名。

高考是一場省內的人才比拼，由於各省人口基數、高校招生計畫、試卷難度均有差异，在不同省市考上頂尖名校的概率各不相同。然而不同層次學校的最低錄取位次仍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學生和家長對學校的認可程度，以及該層次學校在該省的招生情况。

囙此，本文便以2020年高考錄取情况為例，以“一流大學”在各省的最低錄取位次除以該省的高考報考人數，且看在不同省市的考生要考到全省前百分之多少才能達到“一流大學”的錄取門檻，藉以概觀各地高考難度。具體情況要看個人選擇及高校招生計畫，這裡僅做大致分析。

“馬太效應”顯著，各省難度差异大

“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堪稱我國高等教育的“頂流”，他們專業實力強勁，作為各個領域的頂尖學府活躍於世界舞臺之中。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國每10萬人中僅15467人有大學教育程度。其中，能够考入“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的學生，無疑是鳳毛麟角，但不同省市能够躋身“一流大學”最低錄取位次的學生占比並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上圖為2020年高考各省市“一流大學”錄取最低位次與報考總人數之比，究竟在不同省市考到全省前百分之多少才能有機會考慮“一流大學”，我們可藉以稍加探知。

北京上海：參加高考就成功了一半

為何北京、上海的戶口如此搶手？不僅因為多元的工作機會、先進的醫療體系等惠及自身的福利待遇，豐沛的教育資源更是無數80、90後家長力爭留在這裡的重要原因。

在北京、上海參加高考，能够達到“一流大學”門檻的概率高達50%以上。2020年北京報考人數為4.9萬，上海參加統考的人數大約為5萬。根據2020年高考錄取情况，“一流大學”中新疆大學在這兩個地方的錄取位次均為最低，在北京的最低錄取位次為27250，在上海的最低錄取位次為30320。即，在北京、上海考試的考生，考到全省前55.61%和60.64%便有機會達到“一流大學”的門檻。

即使將這道門檻放寬到本科線，北京上海依然遠超其他省份。據有關資料，2020年，上海本科上線率約為72.8%；隔壁享有高教“蘇大强”美譽的江蘇省報考34.89萬，本科錄取率約為57.7%；另一比特鄰居浙江省報考32.57萬人，本科錄取率約為53%。而“一流大學”的分數門檻，江蘇和浙江分別只有前20.84%和前16.50%的學生能够達到。

顯然，大家雖然同是包郵省，不過隔著一道省界線，能考上的學校層級便天差地別。

中部省份成高考“老大難”

再來看看爭議不斷的高考最難省份，河南和江蘇分別榮獲“沒有學上”和“卷面難度”的最高提名，那麼這兩個省份的學生考到全省前多少能够摸到“一流大學”的門檻呢？

答案：河南排名前7.94%的考生，江蘇排名前20.84%的考生。

本以為115.8萬考生爭獨木橋的河南已經很難了，還有更難的：江西省2020年考生之中，僅有前6.89%的考生能够達到“一流大學”錄取位次。

此外，同樣位於中部的湖南省也僅有全省前7.63%的考生成績可競爭頂尖名校，安徽和山西分別為全省前9.09%和8.32%。高教資源貧瘠的中部六省，似乎在“一流大學”高考升學方面，也未取得顯著成績。

高校分佈格局影響高考錄取機會

顯然，北京、上海、江蘇等東部地區考頂尖名校相對容易，除了河北、山東以外，考上“一流大學”的位次可達到全省前15%以上，尤其教育資源豐富的北京、上海，位次在前50%的學生都有機會挑戰“一流大學”。

西部地區雖然位置相對偏僻，但高考報考人數較少，加之國家對這些地方有相應的照顧政策，考上“一流大學”的概率反而新增，高考競爭不那麼激烈。但中部地區卻十分困難，幾乎各省能够摸到“一流大學”門檻的位次占全省比例均為個位數，那麼在實際情況中，錄取人數可能會更少。

這與我國高等教育資源的區域分佈格局如出一轍。

根據《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問題的實證分析》一文，目前我國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在區域分佈上呈現東部强於西部，西部强於中部的局面，這種高等教育資源的區域性分佈差异對不同省市地區考生的錄取機會也造成影響。

高等教育的發展離不開地方支持，屬地計畫招生量往往更大。所以本省有“一流大學”，會大大新增當地考生的錄取機會。

圖源：《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問題的實證分析》

以2016年吉林省和湖北省的錄取情况為例。吉林省的考生由於人數少，競爭壓力小，進入“985工程”高校的考生比例整體高於湖北省，但在湖北省的屬地高校武漢大學，吉林的考生錄取比例明顯低於湖北。一個省市的高校數量往往决定了該地考生在高考中面臨競爭壓力的程度以及獲得入學資格的難易。

另外，地區與高校發展相互支撐，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局面。區位經濟利好會為高校提供資金、設備、師資力量等多方面支持，而高校則為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人才與智慧支撐，帶動地方經濟、文化等多方面水准的躍升，這也使得發達地區的基礎教育進一步陞級，大部分當地考生的綜合素質得到拓展。

此外，如果“一流大學”向中西部高校擴招，必然存在一個“容納度”的問題，受自身規模限制，必然不可能實現大規模招生。那麼，外省學生是否回流，就業落戶等問題如何解决？另外，追求人才培養質量、培育“國之重器”才是頂尖名校的使命與責任，在部分欠發達地區基礎教育受限的情况下，如何找到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的支點，選出高品質人才，同樣是探討各省高考難度時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離高等教育機會公平，還有多遠？

各省市高考分數線的傾斜及調整，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不過，高等教育佈局對分數線的影響最為直接，但這種佈局又是歷史、文化、經濟等因素的綜合結果。

《高考招生名額區域分配制度的法學研究》一文指出，日本政府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政策主要有兩點：一是高等教育地方分散化，二是在設立公立大學時，充分考慮到各地域之間的平衡。避免高校在大都市過度集中，引導大部分學生儘量選擇在本縣接受高等教育。

而我國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之間的高教差异十分顯著。美籍華裔科學家、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孔憲鐸先生在談到中國的“科教興國”戰畧時，就曾對上海和北京等人口不到全國1%的都市集中了全國10%以上的大學、而很多人口已近千萬的貧困地區卻沒有一所大學的不合理佈局深為喟歎。

為了不斷趨近於教育機會公平，改變我國高等院校佈局結構的不平衡狀態，高等教育佈局的調整自建國以來便持續進行。

1952年院系調整之前，全國40%以上的高校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幾個經濟較發達的東部都市，而西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高校則極為稀少，有的省區甚至連一所大學也沒有。1952年院系調整後，這種高校佈局高度集中的狀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意見》指出：要加快推進中部地區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同時部屬高校招生名額增量向中部地區傾斜，支持國內一流科研機構在中部地區設立分支機搆，鼓勵國外著名高校在中部地區開展合作辦學。

此外，河南等中部省份也主動出擊，為省內學子爭取名校錄取機會。今年3月末到4月初，河南省教育廳一行人連赴京津滬三地召開招生工作座談會，向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為代表的知名院校介紹河南教育，推介河南考生，希望這些高校能够多招河南考生，多錄河南生源，加大在河南的招生力度。

高考戰場的大前方，是“先富帶動後富”的新高考改革，在提升綜合素質的教育方向上打頭陣；然而高考戰場的大後方，是百萬考生擠破腦袋爭搶一個憑藉高等教育機會實現自我躍升的可能性。

高考錄取分數線會受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人口、就業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其調整與改革並非短時間能够完成，但促進高校均衡發展必然會成為緩解各省高考壓力的重要舉措。

正如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南大學校長田紅旗指出，“要將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建設更多投向中西部一流大學，為中西部一流大學培才、引才、用才、留才提供‘重器’，促進高校公平均衡發展。”讓中西部高校崛起，讓好學校遍地開花，才能讓高等教育機會公平迎來真正的春天。

文章來源於：軟科，如有侵權聯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