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作為過去國民黨中的重要將領，王耀武因“曾經站在人民的對立面”而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接受了長達十年的勞改。

1959年，王耀武由於表現良好，被首批特赦出獄，而在出獄前，有人問王耀武：“出獄以後，你最想見誰？”

當時有人猜他想見子女，有人猜他想見朋友，沒想到，王耀武給出了一個意料之外的答案：“我請求見一見粟裕將軍。”

不見親人，不見朋友，卻要見一個在戰場上的“冤家對頭”，王耀武的這個答案的背後，究竟藏著怎樣的秘密？

一，譚家橋戰役：王耀武和粟裕的首次交鋒

作為從黃埔軍校的三期營員，王耀武曾經在戰爭歷史上留下了屬於自己的傳奇。他曾經被認為是國民黨軍隊中“最具指揮能力”的將領，一手締造了國民黨的“頂尖王牌軍隊”，並且獲得了青天白日勳章。

而這位優秀的“戰爭指揮家”，第一次嶄露頭角，是在國民黨和軍閥之間的戰鬥當中。那是1925年，國民革命軍為了剿滅長期佔領潮州、汕頭的軍閥陳炯明，開始了第二次東征，剛剛畢業的王耀武奉命隨軍。

這是他第一次在戰場上顯露自己卓越的指揮能力，而他的“冒頭”，也很快得到了當時國民黨軍領導的賞識，將他從一名排長擢升為了上尉連長。

1930年，由於在北伐戰爭中屢立戰功，王耀武再次升任團長；在此後的1932年和1934年中，王耀武又兩次參與了圍剿紅軍的戰爭，升任旅長一職：也是在1934年11月，第二次圍剿的譚家橋一役中，王耀武第一次遇上了他的“宿敵”：粟裕將軍。

當時紅軍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正在準備萬里長征，而方志敏和粟裕帶領的這支隊伍奔襲閩南，目的是試圖奪取福州的同時，能够牽制國民黨軍的力量，讓主力紅軍能够順利地脫離。

11月24日，方志敏帶領著紅10軍團和紅20師在湯口和尋淮洲的紅19師會合後，經過短暫的休整，前往譚家橋。

在路上，方志敏聞聽國軍王耀武所帶的部隊正在孤軍追擊，便决定借助烏泥關至譚家橋這段公路兩側的有力地形，將對方伏擊在此處。

12月24日上午，王耀武所帶的國軍隊伍蒐索到了尋淮洲所設定的伏擊陣地前，雙方囙此開始了交火。

1935年1月，方志敏指揮隊伍向贛東北回撤，卻由於叛徒出賣，隊伍在懷玉山區被圍困，方志敏囙此被俘。

軍團的另一邊，粟裕帶領的八百多人的軍隊在王耀武鐵桶一般的圍剿下，強勢突出重圍，重新組成了挺進師，在江南一帶打起了遊擊戰，繼續策應和掩護紅軍長征主力北上。

王耀武也囙此開始注意這位軍事參謀長，在之後的戰爭歲月裏，王耀武開始大量蒐集粟裕的資料，粟裕的所有戰爭和指揮資料，在他的案頭足足壘成了一大摞，可見他對於粟裕將軍的關注度。

二，解放戰爭中的多次對決

其實，在王耀武觀察粟裕的同時，粟裕也注意到了這位國軍的對手，尤其是在國共聯合抗日後，他一直在認真地研究著王耀武的戰爭風格，為未來可能發生的內戰做好準備。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單“逆潮流而動”，再次悍然發動內戰，而粟裕也在山東戰場上，再一次和王耀武“狹路相逢”。

對於粟裕而言，譚家橋一役一直是他心中的隱痛。

囙此，在1946年下半年，粟裕抵達山東戰場後，聞聽自己的對手正是王耀武，作為華野軍團的副司令，粟裕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小心謹慎地與當時華野軍團的最高司令員陳毅一起商討對策。

由於前面國民黨軍屢戰屢敗，蔣介石亟需一場大勝來穩定軍心，囙此，當時的山東戰場情勢可謂是頗為嚴峻：為求勝利，蔣介石從南北兩個方向分別派軍，將革命军擠壓在了山東臨沂至濟南一帶，準備從兩頭包抄我軍，來個“甕中捉鼈”。

而彼時的革命军，不論是裝備、武器還是人數，都遠不及國民黨軍隊，難以和位於南線、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打持久的消耗戰爭。囙此，粟裕和陳毅再三討論後，準備放弃臨沂，轉道去向北線，先將王耀武所帶領的李仙洲集團解决掉，而後再想辦法解决南線。

為了虛晃一槍，讓國民黨軍麻痹大意，粟裕指揮大軍先做出一副要向西撤退的佯態，在臨沂附近架設防禦阻擊陣地，並且裝模作樣地在袞州地帶的運河上搭起了浮橋。

南線的國軍果然上了當，坐鎮南線的歐震將軍，以為華野軍團在兩方國軍夾擊之下心生退意，指揮國民黨軍隊輕鬆攻下了臨沂空城不說，還當真跟著“撤退”的革命军追到了運河以西的位置，準備趁機將華野主力軍隊盡數殲滅。

在歐震軍團“中計”的同時，粟裕早已經帶領著真正的華野軍團主力離開，悄無聲息地快速移動到了萊蕪以西的位置。

此時，位於北線的王耀武已經察覺出來不對了：根據他對粟裕這麼多年戰爭風格的研究和瞭解，粟裕並不會“打不過就跑”，而北線國軍中真正具有作戰能力的只有七萬餘人，無法和粟裕正面抗衡，囙此，王耀武向國民黨高層提出暫時將北線軍隊後撤，以備不虞。

然而，蔣介石盼望勝利已經太久了，對於後撤這種看起來比較“慫”的做法，並不十分贊成；同時，國民黨高層軍官大多數要麼明哲保身，要麼急功近利，國軍總參謀長陳誠甚至越過王耀武，直接命令北線軍團不得後撤，李仙洲軍團不得不再次返回原地待命。

其實，王耀武對於粟裕的判斷從某種層面上來說，也算是較為精准，也能看出來他對於粟裕瞭解得很是透徹。但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互相的掣肘與不信任，也是導致他們必然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國民黨不敗天理難容。

1947年2月，華野軍團在粟裕的指揮之下，以迅雷之勢對萊蕪及其附近都市發起攻擊，王耀武雖然急令在新泰的國四十六軍回撤靠攏，卻仍舊敗在了粟裕的“口袋陣”之下，革命军先後攻克博山、錦陽關、口鎮等地，僅花3日，便將北線的李仙洲集團一網打盡，王耀武在山東一帶打開的局面自此全部泡湯，人也不得不暫時退回了濟南城，另做打算。

1948年4月，兗州解放，王耀武所在的濟南真正意義上成為了一座孤城。

王耀武心灰意冷，向蔣介石建議放弃濟南，然而蔣介石卻一意孤行地認為濟南地處要塞，“必須守”。

迫於無奈的王耀武只好絞盡腦汁，製定出了“20日守城計畫”，認為自己只要守住濟南機場，就還有翻盤的機會。

而在中共中央看來，濟南也是一個革命军南下時必須奪取的戰畧基地。

囙此，在粟裕和中央軍委的再三討論下，最終敲定了於9月16日對濟南城發起攻城攻擊。

經過一天一夜的激戰，革命军成功逼近濟南西郊，而後兵分兩路，西城集團繼續猛攻濟南，東城集團則在炮火的支援之下迅速佔據有利制高點，不斷擊退國軍，並且炮火封鎖了機場，這一下，王耀武“翻盤的希望”徹底落空。

在這一場戰役當中，察覺到大勢已去的國民黨阿兵哥、將領紛紛倒戈，王耀武自此“無力回天”：9月23日，濟南外城逐步失守；24日，革命军攻克濟南東南角，大明湖外失守，王耀武率領小部隊突圍至壽光縣，卻在老鄉民房中被捕，當天晚9時，徹底解放濟南。

三，“相逢一笑泯恩仇”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對於這些“站在人民對立面”的國軍將領一一進行了“清算”，對於中央而言，這些將領們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固然不可抹殺，在解放戰爭中犯下的過錯自然也要一一負責，而王耀武自然也無法逃脫。

在根據王耀武這些年戰爭中的綜合表現，以及在濟南抵抗前將無辜百姓和城內黨員盡數放出城的“示好”行為，中央最終決定，將王耀武送往北京的功德林接受勞動改造。

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涯中，由於王耀武態度良好，積極學習，表現優秀，在1959年的首批特赦時，王耀武的名字正在其中。

至於在出獄前，王耀武再次請求想要見粟裕將軍一面，不僅僅是因為對昔日對手的“惺惺相惜”，更因為他聽說了一件事：

在一次會議前的閒聊中，有人和粟裕將軍談論起了國軍的這些將領們，而在粟裕將軍看來，國民黨軍中指揮能力最强的，一比特是杜聿明，另一比特便是王耀武，而比起杜聿明來說，王耀武戰鬥時的“心態更穩”，即使暫時落於下風，也不會就此自亂陣腳，囙此更能够逆境翻身，也更值得他尊重和稱道。

這份對王耀武的評估，幾經輾轉，竟然傳到了王耀武本人的耳朵裏。

聽完粟裕將軍對自己的分析後，王耀武也十分震驚：原來，粟裕將軍對他更是“知己知彼”，囙此在解放戰場上，自己“百戰落敗”，也是情有可原的！

對粟裕將軍看人精准的欽佩之心，加上對其戰鬥風格的“惺惺相惜”，使得王耀武在勞改出獄後，心心念念想要見他一面，而最終，粟裕將軍也答應見上了王耀武一面。

這兩位對敵多次的“對手”，在見面後握手言歡，“相逢一笑泯恩仇”，將那些過往共同掩埋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

其實，對於很多在戰爭中“走岔了路”的將領而言，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仍舊為他們提供了“重頭再來”的機會，無疑是一種上佳的優待。

而這種對於對手的尊重和包容，這也足以展示出我們共產黨的氣度與風範。

如今的中國雄踞在世界的東方，作為中國當家作主的“新一代”，我們在牢記歷史的同時，寬仁為本，而這樣具有善良的鋒芒，才是雄起的新中國最好的對外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