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時一線都市公認為北上廣深，其無論市區人口、還是GDP以及在區域經濟中的重要性，都是無可替代的，人們心目中對這四個都市的排序也大體穩定。那麼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就是，誰是中國的第五個都市？

網上時常調侃中國的大學：top2的大學有兩所，top3的高校卻可能有七八多所，同樣的爭議在都市排名上也存在。

不能生的時代，搶人能力决定都市排名

人口的拐點越來越近了。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王廣州研究員撰文預測，依七普數據，按照現行生育政策，大約在2023年，我國人口即將達到14.15億左右的峰值。

在人口負增長時代到來之前，勞動力年齡人口的拐點已經過去了十年。

中國這個人口第一的大國，正緩緩踩下刹車。曾經的人口紅利，將轉而變成最昂貴的資源，並且隨著出生率降低和老齡化上升將變得越來越貴。

“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葛優當年在《天下無賊》中的這句臺詞已經火了十幾年了。然而在21世紀剩餘的時間裏，“人才”似乎可以改成僅僅是“人”。人口，已經成為稀缺的資源。

一夜之間，人口多不再成為負擔，七普中廣州、深圳、成都常住人口較2019年統計均高出幾百萬。

人口已經進入存量爭奪時代了，“人口更多”成為一項優勢，各省公佈七普結果的過程也不盡相同：人口流入大省大都率先公佈，不再覺得不好意思；而人口流出省，公佈的進度則往往較慢。

河南在公佈常住人口規模的時候，特意強調本省流出人口為1610萬人，以示其仍為戶籍人口第一大省。

與人口低增速形成對比的，是流動人口的爆炸式增長。根據七普數據，流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四分之一，考慮到老人和子女的隨同遷移比例低於100%，流動人口主要由青壯勞動力構成，他們選擇流向的都市，自然是勞動力市場最活躍、收入最高的區域。能吸引這些人流入的都市，也自然是排位更高的優質都市。

人口的大規模流動顯著地改變了人口的地域分佈。從都市來看，人口從中西部都市向東部遷移，向三大城市群遷移，從低行政級別的區域向高行政級別遷移，比如從農村遷往縣城，從縣城遷往地級市市區，同屬市區，地市、副省級都市和直轄區也有高下之分。

而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深入，都市人口從增量競爭進入存量爭奪階段，都市若要維持人口的淨流入，就不得不把人從其他城市“搶”過來。

如果說都市是狼，農村是羊，那農民向都市轉移就是狼吃羊，而羊被吃完以後，城市之間再想擴張，將不得不從其它的狼口中搶人。

都市人口爭奪戰的結果，就是都市間人口規模差距越拉越大，與大城市龐大的人口流入對應的是中小城鎮的衰落。三四線都市整體缺乏人氣，人口規模形成不了經濟集聚效應，缺乏就業機會和薪酬上漲空間，人口很難不外流。

一些地區更是整體性塌陷，比如東北，在人口外流中，高端人才外流和舉家外遷成為東北的主要形態。

人口是支撐都市、創造價值的最根本力量。

都市社保體系、財政收支平衡和房地產市場的有效運轉均需要持續的人口增長來支撐。由於人們在都市不僅要工作，還要生活，一個就業勞動力不僅可以通過工作生產為都市創造價值，還會進行消費行為。

勞動力年齡人口的流入和定居，將會為都市帶來較長時期的經濟活力和消費需求。除此之外，人口的流動將會激發創新，促進都市活力。

隨著老齡化和低生育率時代的到來，如果不能維持人口的淨流入，上述體系面臨的形勢將越來越嚴峻，因而各地都市要保持競爭優勢，就需要搶先搶奪越來越小的人口蛋糕。

作為直轄市的北京、上海、天津，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裏經歷了人口快速增長，但在2010-2020年間人口增速明顯放緩，人口增長的熱點轉向廣東、浙江等東南沿海省市。另一方面，東北省份人口持續流出，黑龍江、吉林在過去的十年內人口萎縮速度明顯加快。

在省份內部，區位競爭也在加劇。省內都市的人口和經濟規模差距越來越大，省會和中心都市的人口和GDP占全省的比重越來越高。這是因為在中國，行政主導資源配置，作為一省首府，省會很容易借助省政府之力，集全省資源將省會打造成最牛的都市。

都市的迭起興衰：二線都市第一城 

2000年以前，中國的都市地位主要由行政級別决定——直轄市、副省級都市、省會城市、普通地級市等，一二三四都市是社會的提法，體現了公眾認知中的都市地位，市場經濟發育以來，都市地比特的變動，開始由兩個因素决定：政治定位（或行政級別），社會認知。

梳理都市人口規模和時代脈博，頂尖都市的排名變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計劃經濟和限制人口流動階段

時間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人口的自由流動限制頗多，京津滬是僅有的三個直轄市，自然也是一線都市，此時的二線第一城是瀋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上海、北京、天津和瀋陽是僅有的市轄區人口超過四百萬的都市，廣州僅僅排名第六，深圳根本不見蹤影。

彼時的瀋陽，被譽為“東方魯爾”，鐵西區更是國內最大、最密集的都市工業聚集區。瀋陽的電話區號為024，緊跟在北上天的後面。

圖1980年代的瀋陽中街（來源：網絡）

第二階段：市場經濟與允許人口流動階段

1980年代以後，中國開始對外開放，人口東南飛，東南沿海中心都市和特殊區位都市的人口規模迅速增長，市場發現了新的都市。

原先處於關鍵位置的都市退步，瀋陽從二線第一城的地位上滑落。上海、廣州等都市，則得益於政策+市場區位的優勢，繼續成為人們聚集和流動的目標都市。

當年的四個經濟特區也成績各异，表現最為搶眼的便是深圳。四十年前還只是寶安縣的時候，只有30萬人口，到今天成長為常住人口超過1700萬，經濟總量穩居中國都市四强，超過天津、武漢、南京這樣的老牌中心都市，這是世界都市發展史上的奇迹。

因為深圳可以對接香港，香港又成為境外和境內經濟要素交流的中心，全國的人口、資金才願意向深圳流動，造就了深圳的崛起。又因為深圳的包容，無法像廈門、珠海兩個特區嚴格限制人口的流入，包容帶來的人口增長，最終決定都市地位。

有人流入，都市才有希望。一個都市的市轄區的城鎮人口超過1500萬人，它即使不是一線都市，也是最有希望成為一線的都市。

第三階段：都市搶人大戰以來

隨著進城農民工增速放緩和勞動年齡人口連續多年下降，人口紅利的餘暉已經越來越淡，人口從需要管控的“負擔”成為了需要爭奪的“資源”。

西安是2016年以來“搶人大戰”中最具標誌性的都市，它在2017年3月推出號稱史上最寬鬆的落戶政策以及“23條人才新政”。網絡廣為流傳的一個段子，講述來西安走親戚的大學生因為符合落戶政策，被拉著去辦理落戶，意在強調西安的落戶門檻之低和對人才引進的態度之積極。

在這一輪“搶人大戰”中，以西安、武漢、成都、杭州、南京等為代表的一批二線都市是人口爭奪戰的主角。

“搶人大戰”中的二線都市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東南部沿海城市群中的大城市，如上海周邊的南京、杭州，以及深圳、廣州周邊的佛山、東莞等。這類都市具有得天獨厚的經濟地理優勢，依託已經形成的發達經濟網絡，可以就近吸納一線都市外流人群和區域內其它相對欠發達都市的人口。另一方面，部分原本以進入一線都市為目標的人群也可將其作為臨近的備選方案。

另一類是中西部地區省會城市，如西安、成都等，這類都市雖然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上可能不如東南沿海地區，但作為省會城市，它們集中了周邊地區、乃至整個省的資源優勢，對於本區域的人才具有明顯的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中西部的二線城市發現，他們的區位優勢不如東部，而高技能人才只會往大城市集中，科技、金融這些產業也跟著這些人才集聚，中西部的省份如果不把全省的資源都堆在一個都市，在與東部省份的競爭中，可能連湯都喝不到了。成都、武漢、鄭州的強勢崛起，就是結果。

為什麼成都是中國第五城？

從現時人口的地理分佈來看，西南和中部都需要一個中心。西南的成都、重慶，中部的武漢、鄭州，都是候選都市。這些都市都擁有龐大的腹地，作為省會城市（或省級直轄市），有能力進行資源整合，在人口整體上向東部集聚的同時，足以吸引人口源源不斷地淨流入。

這幾個新中心，哪個將對人口擁有更大的吸引力，成為未來的中國第五城？

我們認為，是成都。

5月27日，在2021新一線都市峰會上，新一線都市榜單出爐，成都蟬聯第一。而在此前，成都已經連續多年排名首位。

當然，榜單僅僅是個參攷。第一財經•新一線都市研究所的《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在“一線”和“二線”城市之間，新增了“新一線都市”的梯隊，並根據商業資源集聚度、都市樞紐性、城市人活躍度、生活方式多樣性以及未來可塑性作為評判的五大名額進行排名。

在這裡，我們也列出對都市的三個評估標準：政治地位、當前實力和未來潜力。根據這三個維度，成都在政治地位和市場地位上都具備相當的優勢，而且當前無論是人口總量還是GDP總量都具備了雄厚的基礎。進一步考慮到七普數據反映出的常住人口低估現象，說明成都人口未來增長的潛力較大。

第一，政治地位。成都是四川省省會、副省級市，作為西部地區的中心都市，是四川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並且輻射地區包括了重慶、雲南、貴州等地。國際上看，1985年就已經設立美國領事館，當時也是我國西部地區第一家外國領事機构。駐成都領事機构達到19家，國際友城和友好合作關係都市總數達到103個（注：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已於2020年7月關閉）。在全國，成都已經是領事館數量第三多的都市，僅次於上海和廣州。

從戰畧角度，五大戰區之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部戰區，戰區機關就設在成都。而在此次調整之前，七大軍區之一的成都軍區是首長四川、雲南、貴州、西藏（不含阿裡地區）和重慶等三省一自治區一直轄市軍事事務的大軍區。

第二，當前實力，包括人口總量、GDP。

5月26日上午，四川公佈七普主要數據情况，成都常住人口達到2093.8萬，比《統計年鑒》2019年的1658.1萬人，多出了435.7萬人。成為北京、上海、重慶之外，第四個人口達到2000萬以上的都市。從人口看，成都已經是全國第四城。

GDP是另一個參攷。2021年第一季度GDP排名前十的都市中，上海、北京、深圳、廣州佔據了前四的地位，依然是當之無愧的一線都市。成都則位列第七，更是中西部省份的第一大都市（注：重慶是一個省份的體量和特徵，人口是成都的1.5倍）。

最後，我們還要看未來的發展潜力。

最新出版的《成都市產業發展白皮書（2020）》指出，成都在GaWC 2020世界都市榜單中排名第59比特，在聯合國人居署《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19-2020》中排名第54比特，全球金融中心指數躍升至全球第43比特。世界500强企業中，已有301家落地成都。新經濟活力指數、新職業人群規模均位列全國第三。

高度的產業集聚、充滿活力的行業創新和宜居的生活節奏，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前往成都工作和生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聯合智聯招聘發佈的《2020年大學生就業力》報告中，成都位列全國“期望就業都市”第三。58同城《2021年返程就業調研報告》顯示，成都成為職場人換工作首選的新一線都市。

人口往哪裡流動，本身就證明了這座城市的吸引力。比起當前人口總量更值得關注的，是人口增長的速度和人口隱匿的規模。本次七普反映出的人口被低估的規模大，說明人口在過去十年增長比原先估計得還要快。

在七普數據剛公佈時，我們就將七普公佈的各省區常住人口數據與《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2020）》公佈的2019年末各省區常住人口進行比較，觀察各省區常住人口的高估與低估情况。即便是考慮到在統計年鑒截止的2019年末到七普以202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期間的人口可能的流動規模，這兩個數據之間依然存在較大差距。

多年來人口持續淨流入的省份，統計年鑒的數據大多存在低估現象，比如七普中廣東多了1080萬人，浙江和江蘇兩省合計多了1012萬，而人口持續淨流出的省份，人口萎縮規模比非普查年份數據顯示的更大，比如黑龍江和吉林分別减少了566萬和283萬人。

七普數據反映出，中國人口的集聚程度比人們想像得要更高，各省市之前的統計年鑒所估算的數據存在一定誤差。這一現象是符合常規的認知的。

這個結論，在都市層面也依然成立。

在幾個藝員都市中，人口快速增長、持續流入的都市，常住人口普遍存在低估。例如深圳七普資料顯示常住人口1756.01萬人，比統計年鑒2019年末的1343.88萬人多出412.13萬人。天津的人口增長則已幾近停滯，七普數據相比2019年末少了11.22%。

一方面，從都市人口的低估水准看，此次七普中，成都隱匿人口的規模遠高於重慶。重慶七普與2019年常住人口差异僅為2.6%，而成都的差异率則達到了26.28%，低估規模高達435.7萬人。這也就意味著，在過去的十年間，成都不僅吸引大量人口流入，而且流入規模比預想得要更大。

另一方面，是過去十年人口流入的速度和規模。作為省級直轄市的重慶，人口總量和面積雖然大大超過成都，但人口增長速度遠遠低於成都。從六普的2010年到七普的2020年，這十年時間裏，成都人口新增了689.04萬人，增長了49.05%，將近一半。而重慶的人口新增了320.81萬人，增長率僅為11.12%。

如果當前的集聚趨勢得以保持，我們有理由相信，成都將很有可能在不遠的未來成為中國第五城、西南第一城。

“搶人”不易，“留人”更難。當人口爭奪的硝烟散去，誰將在未來的十年到二十年間成為中國第五城，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