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1日，南京保衛戰的失敗讓當時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宣告淪陷，當時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日本鬼子惱恨當時南京城內的殊死抵抗，而且南京還是當時中華民國的都城，日本當局為了儘快結束戰事，决定對老蔣來一個“威懾”，由此之後的6個星期南京淪為了“人間地獄”。

在這場持續6個星期的大屠殺之中，有30萬同胞遇難，也就是說相當於每12秒就有一名同胞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之下，然而假設從淞滬戰役開始算起的話，那麼遇難的同胞遠不止30萬，在攻佔上海之後，日軍幾乎是一路燒殺搶掠打到南京的，這一路上死難的同胞就不下20多萬。

在進攻南京之前，有兩個日軍竟還恬不知耻地舉辦起了“殺人競賽”，他們約定：以先殺滿百人者為先，最終一個殺了105名，另外一個則殺了106名，而勝利的代價僅僅是一瓶洋酒，這兩個魔鬼一個叫野田毅，一個叫向井敏明。

在他們舉辦了這場“比賽”之後，日本《東京日日新聞》更是對其大肆宣揚，然而這兩個惡魔自己也不會想到，這份《朝日新聞》的報紙居然日後成為了這兩個魔鬼的催命符，而南京的倖存者也見到了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在死亡面前是有多麼一文不值。

抗日戰爭勝利後，《東京日日新聞》成為了這兩個魔鬼的催命符

1945年8月15日，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終於以日本的無條件投降而全面告終，而當年那些作惡多端的日軍戰犯們也交由世界人民審判。

其中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甲級戰犯由國際法庭負責審理，他們是這場侵華戰爭的“罪魁禍首”，同時也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災難；而穀壽夫、川島芳子等戰犯則由中國人民負責審理他們的罪責，這些人是侵華戰爭的“急先鋒”，願意給日本軍閥當“劊子手”，同樣是罪責難逃。

可是當年侵華日軍又有哪一個是無辜的？也正是因為戰犯數量太過龐大，囙此當年的國民政府和世界法庭也只是挑選了幾個個例，很多罪大惡極的戰犯沒有受審，比如“731部隊”的石井四郎、“中國派遣軍最高司令官”岡村寧次，而同樣的很多雙手沾滿鮮血的中下級軍官在當時也沒有在被審判之列，那兩個“百人斬”一開始由於軍銜過低而沒有受到重視，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原來的審判計畫：

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萬眾矚目的東京審判開始了，代表中國法官出席的是當時年僅有42歲的梅汝璈、同時還有倪征燠、楊壽林、方福樞等法學專家出席。

在遠東國際法庭成立之前的幾個月，時年24歲的高文彬開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籌備工作。

當時遠東國際法庭需要和國外頻繁接觸，囙此就需要一個翻譯和英美等國交流；而且事涉戰犯審理，這名翻譯除了要熟悉大陸方面的法律也需要熟悉英美等國和世界主要國家的法律。而當時高文彬所就讀的東吳大學是中國唯一一所除了大陸法以外還教授英美等國法律的學校，囙此當時遠東國際法庭的中國代表團之一，上海司法局的首席檢察官向哲浚開門見山的向高文彬說道：

“我已遠東國際法庭中國大法官梅汝璈的名義，正式邀請你去東京工作。”

當得知自己的任務除了給英美等國的代表翻譯之外，同時還承擔著蒐集侵華日軍的證據，為千千萬萬死於日軍屠刀之下的人雪恨，這位剛剛畢業的法學研究生立即站起來表示：

“我接受這個任務，到了東京，我一定會加倍努力。”

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等人坐飛機抵達了東京，高文彬先是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擔任翻譯官，因為工作出色，之後又被任命為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的秘書，高文彬為了能够儘量多收集到當年日軍侵華的證據，一有空就到國際法庭的檔案處查看資料。

在1947年的一天，他偶然翻到了一張報紙，刹那間他憤怒了，因為這張報紙上的標題非常的刺眼，標題的題目是《百人斬超級錄》，署名“記者淺海、鈴木發於紫金山”。

這一刻，他只感覺他的肺都要炸了，想到自己的同胞被日軍如此屠戮，而日軍對這種罪惡不感到羞耻反而引以為榮，作為一個中國人，同時又身為法學研究所的他自然無法坐視這兩個罪大惡極的魔鬼逍遙法外。

於是就在當他，高文彬將這份報紙手抄了一份將他送到國際法庭，可是一個星期之後卻傳來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

該案的兩個“百人斬”軍官級別太低，他們沒有精力處理這個案子，而且事情發生時間太久，這兩個日軍也有可能死了，就算沒死，尋找起來也是十分困難。

不過高文彬沒有放棄，他將這份手抄本轉交給了當時遠東國際法庭的中國首席法官梅汝璈，梅汝璈看到這份報紙之後也非常重視，立即將他寄回國內交到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的手中。

宋子文在接收到這份報紙之後，看到了這兩個惡魔的行徑之後馬上做出了批示：

一定要對這兩個惡魔的罪行追查到底

當這份報告是以國家政府的名義發出的，那麼其分量就馬上不一樣了，於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調查科科長理查.沃森馬上開始對這兩名凶徒展開了追擊行動。

追凶惡魔

距離1937年的那次大屠殺距離遠東國際法庭的審理已經過去10年了，而野田毅和向井敏明這兩個殺人狂魔的行踪也無人知曉，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這就為追跡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不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理查.沃森在調查方面是一個老手，在追跡這兩個殺人惡魔的同時他帶來了一個好消息：這兩個惡魔還活著。

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所服役的第16師團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被編入了第14軍，成為了14軍的主力部隊，在之後調往了菲律賓並長期駐紮在菲律賓萊特島。

1944年，萊特海灣登陸戰之後，第16師團被美軍消滅，根據日軍的資料顯示此戰日軍被美軍殲滅13158人，俘虜620人，而就在這戰俘名單之中赫然有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二人的名字，而這兩人之後就被美國遣返回國。

同時，驚喜的是，沃森又找到了當年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的入伍志願書，上面赫然寫著二人的地址。

於是順著這條線索，沃森馬上派人前往這兩人的老家調查兩人的行踪，遺憾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人撲了一個空，而案件又陷入了一籌莫展之中。

不過很快事情迎來了轉機，兩人的線索沒有找到，可是遠東國際法庭卻找到了另外一個“百人斬惡魔”，日軍第六師團的大尉中隊長田中軍吉，在進入南京之後，他手持一把軍刀開始了另一把“百人斬”，從中華門到水西門，他殺了整整300個同胞。

當時一名遠東國際法庭的憲兵正巧路過東京的一家魚丸店，聽到店內傳來了爭吵聲，起因是一個名叫田中軍吉的男人吃了老闆的魚丸之後不給錢還打了老闆一記耳光，並向老闆炫耀一般講述他在中國的罪行。

而幸運的是當年領頭的那個憲兵隊長也聽得懂日語，當他聽到了田中軍吉的罪行之後便當機立斷命令手下將這個惡魔逮捕歸案並立即帶到理查.沃森面前。

而理查.沃森則借田中軍吉的酒勁趁機對他進行突審，果然很快從田中軍吉的口中套出了野田毅的下落。

而遠東國際法庭的憲兵馬上趕到這個地方進行搜捕，最後在一條不起眼的馬路旁尋找到了野田毅，此時的野田毅相貌已經大變，在退伍之後以販賣生活用品為生，當被抓的那一刻他擺出一副無辜的臉問道：

“我只是一個合法的商人，你們美國佬抓我幹什麼？”

當被抓的那一刻，野田毅還拒不承認自己的身份直到被押解回到東京見到了田中軍吉之後，他才停止了狡辯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同時從他的口中又得知了向井敏明的下落，而這個惡魔在回到日本之後還是不改其惡魔的本性，經常強買強賣，在被抓的那一刻還因為和人打了架而受傷，至此“百人斬惡魔”全數落網，接下來就輪到中國人民審判了。

當死亡來臨那一刻，惡魔也怕了，“武士道精神”灰飛煙滅

1947年12月18日，南京軍事法庭正式開始審理當年侵華日軍的罪行，而這幾個惡魔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居然會有被審判的一天，因為在1937年的時候他們只是上尉軍銜，到了二戰結束之時他們還停留在這個階段，按照當時的情况來說，這種一開始不在受審之列。

然而，當他們被押解到南京的那一刻，他們才意識到事態非常嚴重了，就在那一刻，他們怕了。是的，信奉“武士道精神”的日軍在死亡面前居然怕了。

當審判長石景瑜拿出當年日軍《東京日日新聞》的報紙上的照片之時，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矢口否認他們的罪惡，野田毅恬不知耻的說道：

“他們之所以同意記者刊登這篇文章，是想博日本女性之羡慕，希望能早日獲得美女垂青……”

而另一個戰犯田中軍吉此刻也已經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為了自己的小命，田中軍吉也是矢口否認，拒不承認自己的罪行。

看著這幾個戰犯死不悔改，石景瑜傳出了英國記者威廉姆，他的手上赫然有當年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屠殺同胞的罪證，同時法庭又展示出了田中軍吉屠殺中國軍民的照片。

面對赤裸裸的血證，田中軍吉還是矢口否認並說進攻南京之時在冬季，而照片之中他赫然穿著襯衣顯然於理不合。

看著田中軍吉的狡辯，石景瑜審判長又出示了當年為他拍攝這張照片的記者的證詞，證詞稱：

“當年田中軍吉在殺人時，嫌拍攝角度不好，又從各個角度，不同姿勢拍攝供記者拍攝，而穿襯衣是因為這樣顯得更有精神，才故意將他脫掉。”

面對一份又一份鐵一般的證據，田中軍吉終於停止抵賴承認了自己的罪行，而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卻還是矢口否認自己的罪惡。

不過顯然他們打錯了算盤，他們以為這樣可以逃脫罪惡，殊不知當時這兩人的罪行已經是人證物證俱在，就算沒有他的認罪書，石景瑜審判長也能定他們的罪行。

最終石景瑜審判長拿起判決書莊嚴宣判：野田毅、向井敏明、田中軍吉三人均判死刑。

1948年1月28日12時，南京雨花臺上人山人海，看著周圍圍觀的羣衆，這三個作惡多端的魔鬼也嚇傻了，在下囚車的那一刻兩腿發軟站都站不穩，還得靠著憲兵架著才趕赴刑場。

在槍決之前，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向憲兵要了最後一根烟，可是他們纏鬥的雙手掩飾不了他們內心的恐懼；而田中軍吉更是直接尿褲子了，全身不停的顫抖連站都站不穩。

“砰砰砰”，雨花臺的三聲槍響，結束了三個魔鬼的生命，從他們三人死前的行為來看所謂的“武士道”在死亡面前變得如此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