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共同富裕，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切忌急於求成。

封面設計/黎立

文|《財經》記者鄒碧穎孫穎妮張明麗

編輯|王延春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40年是“允許一部分人或地區先富起來”的歷史，那麼2021年可能是中國開始探索“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新起點之年。浙江荷擔大任。

按照《意見》給出的時間表，到2025年浙江的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要取得實質性進展，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經濟體水准，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基本形成；到2035年，浙江基本實現共同富裕，制度體系更加完善。

《財經》記者奔赴浙江，在走訪中瞭解到，浙江探索發展“一村一業”已經造就財富的擴散效應。位於台州市椒江區章安街道的東埭村就是台州“一村一業”的代表之一。睡衣加工是東埭村的主導產業，全村4600多人、1400戶，幾乎家家戶戶都做睡衣生意，這裡駐紮著數百家睡衣類公司，還有很多小作坊做睡衣訂單加工，自己當“小老闆”。記者沿著東埭村街道往前，路邊林立著大大小小的睡衣工廠、作坊和銷售店，走進工廠可以看到花花綠綠堆積如山的各式睡衣。

“別看這些小作坊規模不大，但是每年的產值卻很高。即便是個體戶年銷售額最低也在幾十萬到百萬元，假如兩夫妻肯吃苦，一年盈利二十幾萬元沒有問題。”東埭村村委會副主任洪鵬告訴《財經》記者。東埭村的睡衣產業經過近30年的發展，從面料、配飾到物流，具有較為完備的產業鏈。村民也創立了很多睡衣品牌。通過產業鏈連接，致富的漣漪在各個村鎮擴散。

然而，“共同富裕”的內涵遠不止於收入增長。浙江大學共亯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浙江大學教授李實向《財經》記者介紹，共同富裕的關鍵字是“富裕”與“共亯”。站在個人福利的角度來看，共同富裕是指家庭和個人的收入、家庭和個人的財產，以及家庭和個人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務等福祉的提升。此外，收入和財富差距要明顯縮小，要基本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共同富裕不等於平均富裕，也不等於財富均等。”李實說。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業界的共識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同時富裕，而是一個有先有後、逐步實現的過程。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懸殊。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過程，只有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形成示範效應，並通過先富者帶動和幫助後富者，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實際上，改革開放初期，曾有過一輪“先富與共富”的爭議。

1978年起，鄧小平在多個場合提出“先富帶動後富”的思想，強調發揮先富者的示範作用，這在當時對破除計畫經濟體制的思想桎梏、激勵中國實現長達40年的經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今，中國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0年中國的GDP達到100萬億元，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這意味著探索共同富裕的歷史時機已經到來。無法回避的現實是，經歷40年先富的探索，區域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從1978年到2018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從0.18上漲至0.468，越過國際公認的0.4貧富差距警戒線，近年來官方已經不再公佈這一數據。

一些學者囙此憂慮，中國要防止步入“拉丁美洲陷阱”，導致政治不穩、社會動盪、民粹主義盛行、財富被少數人壟斷。收入與財富分配的不公造成經濟迴圈的斷裂。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宋曉梧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貧富差距過大，一方面導致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不足，居民消費缺乏動力，拖了經濟發展“三駕馬車”的後腿；另一方面也造成社會階層的分化，致使一些低收入群體不滿。此時重申共同富裕，符合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客觀要求，符合老百姓的願望，符合以人民為本的發展理念，也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

中國的共同富裕之路究竟應該怎麼走？現在，破題將從浙江開始。

浙江為什麼是共同富裕示範區

中國首個共同富裕示範區為何花落浙江？

實際上，按GDP總量排名，2020年浙江排在廣東、江蘇、山東之後，並不占優，人均GDP排名第六，但排在前面的是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直轄市，人口覆蓋較少，而省域範例則浙江最合適。

浙江的城鄉發展相對協調，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較好。2020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62699元和31930元，分別連續第20年和第36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2020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值為1.96，其中嘉興的比值最小為1.61，均遠低於2.56的全國平均數值。即使是浙江經濟相對落後的衢州、麗水人均收入都超過全國平均收入水准。這些年由於浙江城鄉差距小，在蕭山等地出現了“贅婿”現象。

多位專家向《財經》記者分析，浙江類似一個微縮版的中國。此處“七山一水二分田”，都市、農村兼有，農村人口占一半；此外，浙江下轄的都市，從第一梯隊的杭州，中等規模的溫州、紹興、嘉興、台州，再到縣級的義烏、諸暨、龍港，鎮級的橫店、店口、烏鎮，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都市層級結構。浙江省內東中西部的探索，將有利於經驗在中國的推廣複製。

還有一些答案，藏在浙江的重商文化與浙江人的性格裏。

無論是浙商，還是溫商，最大的商業精神就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利益一起分，囙此股份制發達，遇到困難大家一起扛。浙商發現市場機會會拉著親戚朋友，一個村一個村地擴展，比較容易實現共同富裕，浙江人勤勞吃苦，年輕人有夢想，很少有“躺平”青年。

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金雪軍向《財經》記者分析，浙江在歷史上國有資本的大項目相對比較少，因而市場化色彩比較濃、民營中小企業多、創業創新的氛圍强。小老闆們習慣於在市場上拼搏，通過自由競爭獲取生存空間，更多企業意味著更多的就業崗位，為推動共同富裕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椒江達爾美繡衣廠是台州市東埭村的一家小型企業，廠長張國生告訴《財經》記者，最早的時候，他帶著弟弟妹妹加工睡衣，現在家族企業生產的睡衣年銷售額在1000萬元左右。而村裡的睡衣產業不僅帶動了本村就業，也對鄰村就業起到很大的帶動作用。

這種提攜同鄉、合作共亯的習俗在浙江金華市的武義縣也是如此。

上夫山村最初建造於最貧窮的牛頭山上。2003年，村民得益於扶貧政策搬遷下山後，住進了桐琴工業園區旁的樓房裏。遠遠看去，白牆灰瓦的一排排三層小樓坐落在綠樹花叢中，看上去和都市的別墅區沒有兩樣。

浙江金華市武義縣桐琴工業園區裏有不少生產五金機械、電動工具等產品的企業。《財經》記者看到，在與武義縣桐琴鎮上夫山村相隔兩條馬路的地方，坐落著桐琴工業園區，生產保溫杯的浙江洪帆工貿有限公司是入駐園區的第一批企業。董事長胡洪澤告訴《財經》記者，他在20世紀90年代從隔壁縣級市永康來到武義建廠。吸引他過來的不僅是相對便宜的用地，還有良好的營商環境，政府派專人負責公司注册、稅務登記等事項，還打通交通樞紐，修建了七條武義直通永康的公路。

在園區入口處，有一座五層職工公寓。胡洪澤剛來武義建廠時，招聘的員工幾乎都是當地人，隨著附近工廠越來越多，這裡吸納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工人薪水也從4000元到1萬元不等。

建廠初期，胡洪澤只是給當地保溫杯企業做杯蓋、手柄等配套零件，這些年積累了經驗，已經可以生產全套的保溫杯。如今，洪帆生產的保溫杯已經銷往世界各地，並與星巴克、雀巢等國際知名品牌合作。“這離不開創業初期前輩們在資金、科技上的支持。生產保溫杯的企業老闆會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我們經驗，我們的配套質量不斷提升，對他們的產品品質也有所提升。”現在，胡洪澤也在幫助初創企業解决技術難題，“雖然目標客戶可能重疊，但杯子行業市場大，生意是做不完的”。

在胡洪澤這樣一批“共亯創業”的老闆帶領下，武義縣工業園區逐漸形成了產業集聚區，產業鏈條長而完善。在桐琴工業園區，像洪帆這樣的保溫杯廠家有近20家，算上永康，這類企業有500多家，兩地出口保溫杯的數量佔據中國保溫杯出口總量的85%以上。

原武義縣扶貧辦主任董春法介紹，除了在園區打工，當初從牛頭山下山的村民中，還有一部分前往昆山，將小買賣發展為小有規模的量販店。那些做小本生意先富起來的村民，將開店技巧、行銷經驗等告知同鄉，大家四面開花地紛紛到昆山、杭州、蘇州、常州、無錫等地開量販店，形成了牛頭山村民獨有的“量販店經濟”現象。

曾有專家分析浙江1990年－2006年的經濟增長數據發現，絕大多數縣市和相鄰縣市都存在雙向的正向溢出效應，關鍵的原因是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義烏的小商品、慈溪的小家電、永康的五金、紹興的輕紡、浦江的水晶……民營經濟遍地開花，鄉鎮企業、個體經濟發達，也保障了當地群眾的就業機會和基本收入。

“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就業門檻，能够實現自由就業，尤其是鼓勵支持小微企業，人人都有就業機會，就容易實現共同富裕。”李實說，相較於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大國企對就業者的高要求，民營經濟在招聘時相對較少考慮戶口、學歷等身份因素，因而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在浙江，很多七八十歲的老年人，願意在家裡開個小作坊、做點小生意。記者在台州的工廠裏剛好遇到一比特正在工作的82歲老人。對方表示，一個月收入近2000元，工作時間比較自由。

“浙江人一直有勤勞致富的觀念，除了實在沒有勞動能力、沒有收入來源的人，絕大多數人都是盡可能找事情幹，盡可能地創造各種賺錢機會。”李實介紹，浙江做慈善、做公益的氛圍也相對濃厚，很多人經商賺錢後，積極回饋社會，參與各種慈善事業、做各種公益活動，溫州等地區的慈善事業發展在全國也較好。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的城鄉建設的探索步伐較快。2001年起，浙江相繼建立起城鄉一體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008年，浙江開始實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行動計畫，涵蓋教育、就業、社會保障、健康服務、生活服務、文化體育、環境保護、公共安全等多個領域。

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在對《意見》作解讀時也表示，浙江創造了“最多跑一次”等改革經驗，以及“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各地普遍具有比較强烈的改革和創新意識。這也是浙江被選中的原因之一。

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發展概念，更是一場以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為標誌的社會變革。下一步，浙江將加快縮小收入差距，探索穩定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新機制，高度關注“平均數以下”問題，推動低收入群體持續較快增收，加快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普遍性經驗。

浙江探路共富的空間有多大

浙江對共同富裕的探索，遠早於此次《意見》出臺。

《財經》記者來到以盛產蜜橘聞名的台州湧泉鎮。鎮上到處是橘園，街道邊分佈著許多與蜜橘產業配套的包裝、物流、農藥等商店。臨海市歡子水果專業合作社有64比特村民社員，其負責人褚孔貴告訴《財經》記者，湧泉鎮大部分村民以種植柑橘為生，每當蜜橘收穫的季節，整個湧泉鎮會湧入大量的人流，運輸車排著長隊停在馬路邊，這些人流也帶動了湧泉鎮餐飲、住宿、物流等發展。

褚孔貴此前多年在北京做小生意，看到家鄉柑橘產業的商機以及村民在農產品品牌打造、電商行銷方面的薄弱，决定回家鄉創業，帶領當地村民共同致富。

褚孔貴告訴《財經》記者，湧泉鎮柑橘銷路不暢，專業的合作社在銷售、運營、品牌打造等方面有著較先進的經驗，可以帶領村民共同致富。現時合作社從社員手中收購柑橘，並對社員進行綠色產品認證、電商運營、平臺對接、直播帶貨等各方面指導。

據瞭解，湧泉鎮有數百家類似的柑橘合作社，對當地經濟發展以及帶動農民增收發揮了顯著作用。一比特正在橘園勞作的社員告訴《財經》記者，自家種了近20畝柑橘，一年收入近20萬元，雖然經營果園不輕鬆，但總比外出打工要好很多，畢竟在家還可以做些別的生意。

“一村一品、一鎮一業”是台州經濟的重要特點。”台州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2021年一季度，台州城鄉居民收入倍差很小為1.92，這與台州鄉村產業的興旺有重要關係。而放眼浙江，浙江省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顧益康指出，鄉村產業正是浙江農民收入領先全國的重要原因。

未來，在已有的基礎上，浙江還可以怎樣深入探索共同富裕之路呢？

南開大學教授、中國財富經濟研究院院長陳宗勝向《財經》記者指出，城鄉差別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半原因。現在中國主要用收入水准來衡量城鄉差距，但是收入水准差三倍，公共服務產品的差距可能達到十幾倍。只有都市跟農村都一樣了，才能叫共同富裕。而邁向共同富裕的關鍵之一，便是繼續縮小城鄉差別。

陳宗勝認為，要繼續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將城鄉基礎設施均等化、城鄉公共服務產品均等化落到實處。“道路、醫院、學校、幼儿園這些基礎設施，是不是每個人都能獲得？教育、醫療、養老這些資源，農村是不是跟得上？”

此次《意見》也提出，暢通城鄉區域經濟迴圈，破除制約城鄉區域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促進城鄉一體化、區域協調發展。要推動實現城鄉交通、供水、電網、通信、燃氣等基礎設施同規同網。探索建立人地錢掛鉤、以人定地、錢隨人走制度，逐步實現隨遷子女入學待遇同城化等舉措。

實際上，與城鄉問題相連的，還有區域問題。《意見》將浙江定位成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引領區，提出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品質發展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新格局，健全城鄉一體、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率先探索實現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路徑。

在這方面，浙江也已經積累了一定經驗。

《財經》記者在武義看到七條直通永康市的公路，那是上世紀90年代專為吸引永康企業落地項目而修建。而今，在武義的幾個工業園區裏，隨處可見永康老闆的身影。武義縣組織部副部長傅俊介紹，武義東北部緊靠金華、義烏、永康等“經濟高地”，又處於浙中交通網的密集區，囙此武義將東北部規劃為經濟開發區，在不到30%的區域內，集聚了九成以上的工業企業。

在武義中南部，則主要是農耕區和山區，鄉鎮人口持續流出。2000年，武義將18個鄉鎮中的1個街道、3個鎮、7個鄉進行統籌，組建熟溪、柳城、王宅、桃溪4個區域發展聯盟，對聯盟內土地、資金、幹部等資源要素進行綜合，抽調105名南部鄉鎮幹部支援北部發展。聯盟內串聯起文旅發展項目20個，帶動農民增收8000多萬元，中南部糧食生產和生態旅遊功能區也得到更有效保護。

現在，武義縣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的浙江八個貧困縣之一，變為中等發達都市，年財政收入50億元、增長了120倍。而在台州，記者瞭解到，南部的路橋、玉環、溫嶺三縣，分別與北部的天臺、仙居、三門結對，黃岩、臨海主要針對各自西部山區，椒江主要針對大陳島開展對接合作，推進南北縣際之間發展鴻溝逐漸縮小。

金雪軍介紹，浙江此前協調區域發展、縮小區域差距的探索，主要有山海聯動、省域統籌等思路。即將發達地區（沿海）的資金、科技、項目等資源注入相對欠發達地區（內陸），抓住各地的比較優勢，實現經濟增長。

而今，浙江的區域發展正從東西間的分化，逐步轉變為以杭州、寧波、溫州和金義四大都市圈為中心的發展格局。《意見》則提出，促進大中小都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支持浙江發揮好各地區比較優勢，加强大灣區大花園大通道大都市區建設。

現時，溫州正在掀起“幹大交通”熱潮，提速建設杭溫高鐵，謀劃推進溫福高鐵、溫武吉鐵路；發揮交通、醫療、高教、旅遊等優勢，加强與寧德、台州、麗水等地的區域合作，輻射和服務浙南閩東北贛東3000多萬人口。金雪軍分析，浙江將以杭州、寧波、溫州、金華和義烏等都市作為龍頭，帶動周圍小城市、小城鎮的發展，形成以縣為載體的網狀發展格局，同時容納具有比較優勢的特色小鎮發展。

後發區域的發展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近日，浙江省多部門相繼出臺多個檔案，從產業發展和生態環保等維度，促進占全省面積45%的山區26縣發展，舉措包括降低26縣省重大產業項目准入門檻、支持26縣建設以先進製造業為主的產業飛地，審慎穩妥推進26縣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見》並未列出具體的考核指標，既無約束性名額，也無指導性名額。專家分析，這可能需要在具體落實的時候進一步加以研究。陳宗勝指出，共同富裕不是一個短期問題，諸如城鄉一體化建設不是三五年能够解决的。都市還在高速發展，還應以更大力度來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小城鎮發展。

“中國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後，已經進入到追求共同富裕的階段；從政治上看，共產黨的初心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就是要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是為全體人民，不是一部分人、也不是一個人。”陳宗勝說。

從先富到共富的歷史演進

實際上，“共同富裕”的表述，最早可追溯至1978年12月13日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

在會上，鄧小平說，“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但在上世紀80年代初，計畫經濟體制下“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觀念並沒有很快被接受，民營經濟的發展十分不穩定且空間非常有限，平均主義的分配管道仍然是社會主流。“共同富裕”理念的衝撞、波折在浙江表現得尤為突出。

改革開放初期，國企生產能力不足、電器產品在市面上供不應求。溫州柳市鎮的一些農民因而將自家住所改造成“前店後廠”，拆卸從外面帶回來的電器樣品，仿製生產一些粗糙的小產品，率先修建廠房、雇傭員工，成了一批富起來的人。彼時姓“資”姓“社”的爭論尚無定論，頂尖的“五金大王”“目錄大王”等人很快在1982年因“投機倒把罪”被逮捕，這就是有名的“溫州八大王”事件。

“溫州八大王”入獄的同年，柳市的工業總產值下跌57%，當地經濟馬上由盛轉衰。隨後，溫州市領導發言肯定家庭工業、個體經濟的重點戶、專業戶是社會生產力的先進代表，並在兩年後為“溫州八大王”平反。此後，中央領導人多次發言，強調以合法勞動換取勞動報酬的正當性，並認識到平均而同步的快速發展是不可能的。

1983年1月，鄧小平同當時的國家計委等組織負責人談話時說，“農村、都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1986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紐西蘭總理朗伊時說，“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是吃過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1984年6月，鄧小平指出：“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

鄧小平同時也預見到兩極分化的問題。1990年12月，鄧小平在同幾比特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最終在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談話提出了經典的論斷——“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認識上的轉變與完善，打破了思想桎梏，中國對計畫經濟體制的改革開始提速，最終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伴隨其他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壯大，中國的分配制度也逐漸轉變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管道並存。

新的所有制與分配制度刺激了個體創造財富、擁有財富的欲望，中國經濟由此在改革開放前40年獲得了充足的發展動力。2017年，中國GDP按不變價計算比1978年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0年，中國GDP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7%，較1978年大約提高15個百分點，對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個體層面，家家戶戶的生活水準也得到了顯著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增長，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5974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22.8倍。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8322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18倍。中國人的受教育水准、預期壽命、享有的社會公共服務等非物質性的獲益不斷改善。

不可忽視的是，收入差距也逐漸拉大。《中國統計年鑒2019》顯示，5.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為極低收入層；6.9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至5000元之間，為低收入層；1.2億人的月收入在5000元到10萬元間，為中等收入層；月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僅有3110萬人。陳宗勝介紹，2015年左右，中國的低收入階層約占全社會人口的47%，中等收入階層占36%到40%，高收入階層約占17%。

陳宗勝發現，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較為平均，呈現為扁平的飛碟型；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較高收入者越來越多，收入差距格局逐步變為金字塔型；2010年以後，收入差距格局的葫蘆型分配特徵逐步顯現，葫蘆底座就是農民，上面則是都市居民。而今，中國距離發展為中等收入群體占比超過60%以上的橄欖型社會仍有很長一段距離。

“80年代基本上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似乎有點平等對待公平、效率的意思。2007年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從2007年開始一直到十八大、十九大，逐漸強調公平，實際上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陳宗勝說。

“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羣衆對這方面不滿，中央對這個問題有了準確的認識，比如‘新發展理念’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亯五大內容。‘共亯發展’放在最後壓軸，可以說是出發點和落腳點。”宋曉梧分析說。

共同富裕不會是劫富濟貧

在宋曉梧看來，此次出臺的《意見》是一份以收入分配為主攻方向、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思想、以民為本、以共亯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檔案。

“原來我們研究共同富裕主要從收入分配著手，但這一次的檔案就不是了。收入分配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它變成了新發展理念的綜合示範區，把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亯發展全融在裡邊了。”宋曉梧舉例，檔案還提出建設數位化經濟、新增財富總量等等。

這些內容在《意見》中表述為“提高發展質量效益，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舉措包括：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做優做强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羣。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做精農業特色優勢產業和都市農業，發展智慧農業。同時，深化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探索消除數字鴻溝的有效路徑。

為何中央會作此考慮？多位專家向《財經》記者分析，共同富裕的大前提仍然是發展。李實指出，實現共同富裕就是要解决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浙江的經濟水准雖然相較中國其他省市高，但在未來15年追趕上已開發國家的平均經濟水准仍然面臨很大挑戰，這也即是“不充分”問題，依然要靠發展來解决短板。

金雪軍表示，改革開放初期，浙江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從家家開工廠、村村冒煙走過來，從面向國內市場到走向國際市場，發展始終處於非常重要的位置。發展才是硬道理，而不是大家都停下來。只有實現發展後，才能有足够空間處理好分配問題，更好地做統籌協調文章。

做大蛋糕，才能更好地分蛋糕。李實指出，不平衡問題突出表現為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收入差距，可通過城鄉一體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人群就業機會平等、土地制度改革等舉措進行改善。針對縮小收入差距，政府最能够製定出針對性政策措施進行發力，這也是浙江最受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從整個中國看，1992年至2020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3.78%，而政府、企業收入占比呈正增長。2018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為51.1%，仍低於上世紀90年代初期水准。宋曉梧、李實等專家認為，應當適當提高中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而此次《意見》也提出，優化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分配格局，合理提高勞動報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支持浙江加快探索知識、科技、管理、數據等要素參與分配的機制。

然而，政府如何插手以工資收入為代表的一次分配？

宋曉梧強調，儘管一次分配主要由市場調節，但政府應當肩負起完善勞動力市場的責任。比如城鄉的行政分割、行政性壟斷行業的分割，集體談判機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競爭導致直接壓低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和工資收入，都是政府應當改善的領域。此外，政府還可提高最低工資指導線。

在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方面，政府也能有所作為。《意見》提出，創造公平就業環境，率先消除戶籍、地域、身份、性別等影響就業的制度障礙。宋曉梧表示，可以優化個體從業者的就業環境，儘量為他們就業創造條件，而不是以市容優先的原則，一刀切地把他們作為“低端人口”從一線都市擠出。

針對二次分配，宋曉梧建議可在浙江探索提高直接稅比重，發揮稅收平抑貧富差距的作用。他介紹，國內的一些研究顯示，中國稅收不但沒有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反而擴大了差距。囙此，“十四五”時期不宜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而應該探索開徵房產稅、研究遺產稅與贈與稅的徵收。“社保稅收這些問題需要中央與地方共同研究，不能脫離全國經濟發展，但是否可能在浙江試點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意見》還提出，鼓勵引導高收入群體和企業家積極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事業。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探索各類新型捐贈管道，鼓勵設立慈善信託。落實公益性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完善慈善褒獎制度。這一取向是否意味著共同富裕要“劫富濟貧”？

對此，多位專家澄清，浙江的改革思路仍然延續了過去的“調低、擴中、限高、打擊非法收入”精神。共同富裕的精神是共建共用，每個人都要通過勞動參與到經濟建設中，而今只是更加強調關注低收入人群增收、增强其發展能力。共同富裕並不意味著富人就不交稅，而是以稅收、公益等法治手段改善社會收入結構，更加激發出科技人員、科研人員、小微創業者、高素質農民等人群的活力。

美國經濟學家弗裡德曼曾說，一個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會，最終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個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會，雖然得不到平等，但會比其他任何存在過的體制都更能接近於平等。對於中國實現共同富裕，多位專家強調，一定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共同富裕不只是單純的再分配，而是發展過程中加大再分配的調解力度，否則共同富裕無法實現。

在李實看來，實現共同富裕，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的發展。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應當吸取歷史教訓，切忌出現急於求成、不符合實際的做法。此次《意見》也提出，按照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循序漸進，腳踏實地、久久為功，不吊高胃口、不搞“過頭事”，盡力而為、量力而行。

“只要經濟能够實現穩定的發展增長，過了5年、10年、15年，大家的生活水準肯定要比現在更好一些，低收入群體可能會獲得比現在更多的機會，不管什麼人群都會更好。”李實說。

更多人提醒，實現共同富裕應看作一個百年目標、百年歷程。浙江成為共同富裕示範區只是探索的開啟，很多實踐有待千淘萬漉，才能吹盡狂沙始見金。

（實習記者張一雪對此文亦有貢獻）

責編|阮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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