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1日，一比特神色慌張的青年急匆匆地走進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到負責人伍雲甫報告：“宣俠父衕誌昨天出門辦事，徹夜未歸，不知是否出現意外，得趕快想辦法找找呀！”

伍雲甫聽後大驚失色，急忙吩咐工作人員四處尋找。放到現在，徹夜未歸併不是什麼大事，有可能在酒吧宿醉。但戰爭年代，環境非常複雜。

當時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李力回憶：“那時候國民黨特務真多，賣菜的、賣水果的、賣糖的，還有閒逛的，我們一看就知道他們是特務。”

加上宣俠父是一比特非常重要的人物，自然讓伍雲甫非常緊張。

宣俠父有多重要呢？我們光看他身上的一堆頭銜便知——黃埔一期學生、馮玉祥部中將政治部主任、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

（看到這裡可能會有讀者質疑：八路軍還有軍銜？當了中將還能再當少將？筆者得先解釋一下，以免被稽核哢嚓。當年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將領們雖然沒有正式銓敘軍銜，但都是有職務軍銜的，以便跟“友軍”對接。職務軍銜是臨時性質的，與職務匹配可上可下。）

八路軍辦事處尋找了一天後，卻無任何線索。伍雲甫冷靜分析，雖然抗日戰爭正在進行，但日本人斷然不可能潜入西安綁架我軍高級領導人。

在宣俠父失踪前一天，八路軍辦事處已得知消息，軍統頭子戴笠抵達西安。為了安全起見，八辦安排宣俠父和林伯渠暫時撤至西安，但宣俠父肩負重任實在走不開，又留了下來。難道此事與戴笠有關？

宣俠父

伍雲甫想到戴笠這個名字不寒而慄，如果真與他有關恐怕凶多吉少。此時，工作人員也回來報告：“我們準備拿去報紙刊登的尋人啟事被新聞檢查所扣留了。”

事實上，這則尋人啟事中並無敏感內容，根據後來的解密檔案顯示內容大概為：

“本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宣俠父，曾駐西安平民坊五號，負責後方工作。於昨（7.31）晚六時，由本處外出，突然失踪，四處尋找，迄無下落……知其下落或消息者，希通知本處……”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尋人啟事都被當局扣留，伍雲甫意識到此事顯然與他們有關。他一邊與新聞檢查所交涉，一邊致電在延安的周恩來彙報，周批示盡全力找到宣俠父。

隨後，八路軍辦事處又在宣俠父最近發給延安的電文中找到疑點。其中反復提到一個的名字，宣俠父近期與其接觸頻繁，那個人就是蔣鼎文。

宣俠父在黃埔一期受訓時，蔣鼎文是學生隊區隊長，雙方有師生之誼。但日後兩人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蔣鼎文成為老蔣的堅定追隨者，當時他正擔任西安行營主任，是老蔣在西北地方的代表。

伍雲甫分析，宣俠父的失踪很可能與蔣鼎文有關。他立即派工作人員陳耳東前往蔣鼎文處要人，不料蔣鼎文的態度卻十分蠻狠，開始一口咬定不知道宣俠父失踪的事。

但陳耳東拿出一連串證據證明蔣鼎文在說謊時，他惱羞成怒說漏了一句：“他不聽我們的話，咎由自取。”就憑這句話，八路軍辦事處斷定蔣鼎文難逃干係，然而苦於沒有證據，又不好公開找他要人。

多耽誤一天，宣俠父就多一分危險，八路軍辦事處的衕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卻一籌莫展。

這時，潜伏在敵營擔任西安警察局偵緝隊分隊長的地下黨員師應三秘密走進八路軍辦事處。他報告，宣俠父正是被蔣鼎文派人綁架，當天已經遇害，下達暗殺命令的人是老蔣。

聽到這個消息，八路軍辦事處的衕誌無比悲憤。林伯渠再次找到蔣鼎文當面痛斥：“你們為什麼要殺害宣俠父？”

蔣鼎文

蔣鼎文卻死皮賴臉地說：“宣俠父找不到了，跟我沒關係，我怎麼會幹破壞抗戰的事？凡事要講證據，要是你們有證據證明是我幹的，我蔣某人自當以死謝罪。”

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明明知道是國民黨殺害了宣俠父，卻沒有任何證據，也不知道前因後果，真是啞巴吃了黃連。當時正值團結抗戰的緊要關頭，這件事情被暫時擱置。

轉眼間來到了1949年，傅作義率部起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革命军迅速接管了北平市警察局，並部署對潜伏在北平的一些特務進行抓捕。其中一名重點特務是敵軍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代理處長佟榮功。

此人年輕時是北平街頭一個小混混，後來被軍統北平站站長陳恭澍看中吸收為軍統特務，專門負責綁架暗殺工作。此人頭腦靈活，處事果斷，又會拍馬屁，深受上峰喜愛。軍統頭子鄭介民要他當過隨從副官，戴笠也讓其當過貼身警衛。

佟榮功參與逮捕殺害進步人士及學生達百餘人，罪惡滔天。他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早在革命军包圍北平時，已經逃之夭夭。

雖然撲了個空，但警察並沒有放弃。他們瞭解到佟榮功的母親和妻子都還在北平，他一定還會回來。可是一等就是8個月，仍然毫無線索，逮捕工作幾乎擱置。

此後，隨著其他一些小特務紛紛落網，他們交待的資訊漸漸勾勒出佟榮功的活動軌跡和關係網。警察通過審問幾個與佟榮功關係較近的人，最終得知其化名王子明，潜伏在瀋陽某處開店。

1951年初，偵查人員奔赴瀋陽，經過大量偵查，最終鎖定王記雜貨店的老闆，並將其抓捕。經查證，此人就是佟榮功。

佟榮功被押回北京，一開始他拒不承認自己罪行。審訊人員反復向其講解政策，在大量證據面前，佟榮功不得不低頭認罪。他還交待了另一樁讓審訊人員意外的罪行——綁架殺害宣俠父。

從佟榮功供述的犯罪經過分析，宣俠父被害與三個人有著密切關係——蔣鼎文、老蔣、胡宗南。看到這可能有讀者會問，前兩人與宣俠父有直接關聯，但關胡宗南何事？這得從宣俠父的經歷說起。

宣俠父是浙江諸暨人，1899年出生，畢業於浙江省甲種水產學校，畢業時以第一名的成績公費留學日本。1922年回國，後來加入中共。

1924年，根據組織安排，他考入黃埔軍校成為第一期學生。黃埔一期號稱“天子門生”，後來許多人都在老蔣麾下成了大官。而宣俠父卻在黃埔受訓期間與老蔣結下了梁子，還成為黃埔一期唯一一個被開除的營員。

黃埔軍校建立之初，孫中山聽取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建議，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軍”，成立特別黨部，作為軍校的最高領導機關，規定黨部執委由選舉產生。

當時共選出老蔣、嚴鳳儀、金佛莊、陳複、李之龍等五人。除老蔣外，另外4人都是中共黨員。老蔣野心勃勃，對此自然非常不滿，無奈當時他手上並無太多權力，敢怒而不敢言。

按照程式，執委產生後，接下來各區隊黨小組和學生隊分部的幹部也應該由選舉產生。但老蔣為了培養私人勢力，執意要以校長的名義直接任命幹部，並要求每週向校長書面報告工作情况。

宣俠父知道情况後，成為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人。他寫了一封信給特別黨部，直指校長違背“以黨治軍”的原則，要求基層分部由選舉產生。

老蔣看了這個報告氣得直咬牙，但顧及校長顏面，不好直接發作。他先是把宣俠父叫到辦公室面談，試圖說服他撤回信件。

黃埔軍校

不料宣俠父並不買他的賬，說道：“學生認為，這是與三民主義相悖的。”

老蔣氣不打一處來，怒吼道：“夠了，我是校長，用不著你來教我三民主義。”最後老蔣限期三天，要求宣俠父寫出悔過書，否則嚴懲，並把他關進禁閉室。

到了第二天，老蔣派人去問宣俠父寫了好了悔過書沒有。宣俠父卻說：“我沒有什麼過要悔，就是再關我三年也寫不出。”老蔣一聽，連個學生都管不了，日後還怎麼帶兵，於是一紙手令把宣俠父開除了。

俗話說“是金子在哪裡都發光”，離開黃埔軍校的宣俠父並沒有就此沉淪。

經李大釗推薦，宣俠父到馮玉祥部工作，由於表現出色，官至第二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掛中將軍銜。老蔣發動“四一二”政變時，他才被馮玉祥禮送出境。

此後宣俠父從事兵運和統戰工作。他與馮玉祥部將領吉鴻昌關係密切，並介紹其入黨。此後宣俠父還促成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人成立反蔣抗日的“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並出任部長。“兩廣事變”時，他又隨李濟深等人奔赴南寧，與桂系高層聯系。

看得出來，宣俠父的工作對象都是有影響力的上層人士。這些人對老蔣威脅極大，宣俠父自然也成了老蔣的眼中釘，早欲除之而後快。不過點燃導火索的人還是蔣鼎文。

西安事變後，中央軍將東北軍和西北軍擠走，黃埔系逐漸控制了西北地方。這樣的形勢正適合宣俠父開展統戰工作，囙此周恩來急電宣俠父到西安工作，他的公開身份是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少將參議。

按照當時國共合作協定，國民政府需定期給八路軍發放軍餉。但老蔣總是心不甘情願，能拖則拖，能扣則扣。每次遇到這種情況，都由宣俠父出面找蔣鼎文交涉。

宣俠父一副鐵齒銅牙，馮玉祥曾比喻說：“宣俠父這張嘴，勝過200門大炮。”宣俠父每次都說得蔣鼎文無言以對，不發軍餉沒有道理，發了軍餉又要被上面罵無能，他左右不是人，被弄得焦頭爛額。

加上宣俠父到西安後，穿梭於國民黨高級將領之間開展統戰工作，還見縫插針地開展抗日文宣，西安群眾的抗日救亡情緒日益高漲。軍統立即注意到了宣俠父，天天往上報告其行動。

一旦西安再出現什麼問題，蔣鼎文的烏紗帽也保不住。他氣哄哄地對部下說：“這個宣俠父留在西安，遲早要搞出大亂子。”

於是蔣鼎文吩咐手下草擬了一份關於宣俠父的“罪狀”，為他編織了八條罪名，比如：策動楊虎城舊部反對中央；煽動青年學生到延安；在黃埔同學中散佈中共思想；公開指責中央，誹謗委員長……等等。

這份電報到了老蔣手上，老蔣也勃然大怒：“好你個宣俠父，真是死性不改。”1938年4月，老蔣親自密電蔣鼎文，要求將宣俠父“秘密制裁”。

當時正值國共合作的特殊時期，一旦“秘密制裁”事情敗露，將會對老蔣造成極為惡劣的政治影響。老蔣下令“制裁”宣俠父其實是冒了很大風險的，單憑蔣鼎文一紙報告肯定不足以讓他冒這樣的風險。

史學界普遍認為，真正讓老蔣下定决心的人其實是胡宗南。

胡宗南早年便與宣俠父認識，兩人一同去報考黃埔軍校，關係匪淺。1937年初，日軍加快了侵華準備，華北局勢日益嚴峻。胡宗南奉命調防徐州、連雲港一帶。為了提升軍隊貭素，胡宗南廣招軍事人才，而宣俠父成了他重點招募對象。

在長城抗戰後，日軍仍不斷向華北滲透，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並與日軍交戰。吉鴻昌指揮同盟軍攻克多倫，將日軍全部逐出察哈爾。而此時宣俠父就在同盟軍中擔任第五師師長等要職，對日軍戰術非常瞭解。

宣俠父一家

1937年8月中，宣俠父由西安到達徐州，想推動胡宗南部積極抗日。他用一天時間創作了一萬多字的《遊擊戰爭概述》，胡宗南閱讀後非常滿意，下令印發部隊學習。胡宗南還多次在老蔣面前表示宣俠父是個人才，應該加以重用。

一開始，老蔣確實想把宣俠父吸收到自己麾下，讓胡宗南等人進行勸說，許以高官。不料宣俠父仍不領情，笑著對胡宗南說：“我這個人大概沒福分，國民黨的官是做不來的，對共產黨不利的事更不會做。”

南京保衛戰後，胡宗南部移防陝北，最多的時候兵力達50萬之眾，胡也成為名副其實的“西北王”。

但胡宗南這個人有英雄情結，據潜伏在他身邊的紅色特工熊向暉回憶，胡其實很想上前線抗戰，一開始他對同期同學關麟征獲得青天白日勳章非常羡慕。曾數次致電老蔣請求出山抗戰，均被拒絕。

胡宗南這支部隊，是老蔣最後的家底，他一直捨不得用。八年抗戰中，胡宗南基本沒有什麼建樹，這對其個人歷史地位影響很大。宣俠父到西安後，與胡宗南交往密切，動員他積極抗戰。宣俠父在給延安的報告中提到胡宗南有團結抗日傾向。

當然，這一切都逃不過軍統特務的眼睛。宣俠父對胡宗南進行統戰無疑是觸動了老蔣權力的根基，這種情況下不論換成誰，老蔣恐怕都會痛下殺手。

蔣鼎文在接到制裁密令後，安排特務日夜守在八路軍辦事處門口，前文提到的佟榮功就是這次暗殺活動的參與者之一。他們在蹲守了大概四個月終於摸清了宣俠父的活動規律。

1938年7月31日晚上6時左右，宣俠父走出八路軍辦事處，騎著自行車回家。在途中，佟榮功等特務將他攔下，强行押到事先準備好的汽車中。宣俠父正要叫喊時，被他們用塗有迷藥的棉布堵住了嘴。

宣俠父被綁架的當天即被特務們殺害，他們將宣俠父的遺體扔到西安城內東南角城牆邊下馬陵一帶的一口枯井裏。日後林伯渠找蔣鼎文要人時，蔣意識到消息走漏，又匆忙安排人將宣俠父的遺體從枯井中挖出來，轉移到西安城外某地。

滄海桑田，當年的特務們已經無處尋找，也就無從得知宣俠父遺體的具體掩埋地點。後來只能用他曾穿過的衣服，為他設了一個衣冠塚用以紀念。

劊子手佟榮功經審判後被槍斃，遭到了應有的下場，這也算是給犧牲的先烈們一個交代。

“健如奔馬拙如牛，奮鬥二十年未得休。”這是宣俠父寫的一句詩，也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實寫照。宣俠父一生都在為革命事業奮鬥，卻一步一步讓敵人對他的仇恨越來越深，最終用自己鮮血滋養了革命的土壤。

宣俠父遇害時年僅39歲，80多年過去了，後人仍然未能找到他的遺骸。但我們相信，他早已與那片土地融為一體。那片土地上的繁榮景象，一定會讓他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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