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3日，朔風陣陣的大邱莊顯得格外地冷。

26歲的危福合被萬全集團的經理劉雲章帶到三樓會議室時，心裡也直打鼓。

他多少知道自己即將面臨的是什麼，畢竟前面那麼多人的遭遇他也都看見了。

可他也想著，身正不怕影子斜，即便對方再蠻橫無理，總也有個限度才是。

畢竟，兩年前才鬧出人命，違法分子也都被依法逮捕。

可他到底低估了人性中的惡。

剛進門，劉雲章就開門見山地問他：“如實交代一下你的貪污問題吧。”

危福合搖了搖頭：“我沒有貪污。”

話音剛落，站在會議室的其他人馬上圍了過來，先是扒光了他的上衣，接著，電警棍、三角皮帶都向他身上招呼了過來，中間還夾雜著拳脚。

危福合還沒來得及體會被剝光上衣時冷空氣的侵襲，轉瞬間全身就燃起了火辣辣的疼痛感。

他一邊用雙臂護住頭部，一邊趁機喊著冤枉。

可惜，暴打並沒有囙此而停止或者下手輕了些。

一輪毆打完畢，又換一群人進行下一輪的圍毆。

漸漸地，危福合已經沒有氣力再護住頭部，也沒有氣力喊冤，連呻吟聲也逐漸低落了下來。

一連7個小時，18個人參與了暴行，他，沒能再醒過來。

這一慘絕人寰的毆打致死事件驚動了司法部門，對前來辦案的公安幹警，禹作敏卻囂張至極：“你們來幹什麼？不就是打死了一個人嘛。”

可以說，當禹作敏說出這一句話時，他的下場就已經成為了定局。

從苦難中崛起

1930年，禹作敏出生在天津市靜海縣大邱莊。

禹作敏剛出生的第二年，日本關東軍故意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的鐵軌，嫁禍給中國軍隊，並以此為藉口，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件。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天津被日本佔領，禹作敏成為日軍統治區的一份子。

1945年日本投降，這一年，魯冠球出生在浙江省蕭山。

內戰期間，禹作敏的父親英年早逝，才上了一段時間的私塾，學習了《四書》的禹作敏不得不重新回家扛起生活的重擔。

因為父親一貫做的是販賣牲口的生意，解放後，禹作敏繼承父親的“衣缽”，開始一雙草鞋、一根竹竿走南闖北的趕大車、販牲畜。

可惜，又遇上了三年饑荒，國家十年動盪。

可以說，禹作敏與大多數同時代的人一樣，前半生過的都是苦日子。

可有些人受到的苦難達到一定程度，苦無再苦之時，遇到機會，便會對命運進行反擊。

畢竟是走南闖北闖蕩過，加上禹作敏自有一本不錯的生意經，在大邱莊，他被舉薦成為生產隊會計，接著又昇為生產隊隊長，並一路做到黨支部書記。

因為地質問題，即便禹作敏想方設法提高大邱莊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可每到年底，收成卻沒能如大夥的願。

1977年，在選舉下一任黨支部書記時，大邱莊的農民說出了大夥唯一的條件：“誰能帶領大隊致富，誰當書記。”

時任村委會書記的禹作敏，其實也一直在考慮如何帶領大邱莊脫貧致富的問題。

俗話說，窮則思變。

既然務農已經達不到目的，那麼就只有經商這一條路了。

如今四人幫被打倒，高考得以恢復，禹作敏敏銳地感覺到，新的時代即將來臨，而相關政策必定也會有所變化。想到這裡，他站出來立下軍令狀：

“階級鬥爭為綱，人心慌慌，以糧為綱，窮當當。接下來的幾年，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辦鄉鎮企業，如果三年摘不掉窮帽子，我自動下臺，這個書記給我當我也不當了。”

接著，他開始集思廣益，讓全村人一起探討做什麼企業，才能既省本錢，又能賺大錢。

所謂“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還真讓他找到了方向。

專制已現端倪

大邱莊裏有個叫劉萬民的，在日軍統治期間還當過幾天偽軍，大邱莊裡面的人其實都不待見他。

但是，劉萬民曾經在天津某冶煉工廠當過工人，懂冶煉科技，禹作敏便重用了他。

禹作敏從他口中得知，冷軋成本低、賺錢快，而且他在同行中還有很多熟人，便將籌集的15萬元資金都交給劉萬民，讓他從天津買回廢舊設備，辦起了冷軋帶鋼廠。

僅僅一年的時間，冷軋帶鋼廠不僅還清了鄉親們的集資款，還賺了17萬塊錢。

這些錢成為了一注強心劑，既讓大邱莊的人們看到了希望，也讓禹作敏新增了信心。

接著，他憑藉鐵血手腕擴大經營範圍，先後辦起了高頻制管廠、印刷廠、電器廠，打造了一條產業鏈，並將自己的親人及看中的人都放在重要職位上。

他曾說：

“各吹各的號，都聽我的號；不聽我的號，一個也不要。”

後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也直言：

“我用的人，羣衆選出來的一個也沒有。民主選出來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帶來經濟效益。”

話雖說得有一定的道理，但專制、獨權的思想，已經可見一斑。

1981年，改革春風的吹起，並沒有讓試點的國有企業給國家帶來更好的經濟效益，反而在1979年、1980年連續兩年出現巨額財政赤字，物價上漲迅猛。

財政危機使得國家不得不弃車保車，緊縮計畫外投資的同時，卻沒有抓住問題的覈心，而是將矛頭指向了國企之外的小工廠，指責他們與國企爭奪原材料、擾亂市場，讓國企蒙受了損失。

1979年至1980年，上級都在宣導“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不同經濟形勢可同台競爭，一切守法個體勞動者都應受社會尊重。”

可到了1981年，下放檔案就變成了“為限制同大中型先進企業爭原料，將社隊企業在開辦初期免征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二至三年的規定，改為凡同大的先進企業爭原材料，盈利較多的社隊企業，不論是新版或是企業，一律照章徵收工商所得稅。”

大邱莊的冷軋帶鋼廠很明顯與首鋼形成了爭奪原材料的關係，囙此上級部門派來了清查組，禹作敏卻拒不配合工作。

面對清查組成員所說的：“你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

禹作敏回道：“儘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

上行下效，大邱莊每天都有老頭子老太婆攔住清查組，一邊哭訴，一邊揮舞著手中的木棍：“我們剛過上好日子，你們就來了。我們過苦日子的時候，你們怎麼不來？我家的混帳小子剛找到對象，你們一來就散了，這兒媳婦說不上你們來負責？”

清查組沒辦法，最後只得退出大邱莊，任其發展。

這一次胡攪蠻纏的成功，可以說，無形之中給了禹作敏與政府作對的底氣。

急功必然近利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對於朝令夕改之事，能够靈活應對，機變處理，足見禹作敏有膽有識、敢想敢為。

如果，禹作敏懂得適可而止，明白月盈則虧、水滿則溢的道理，相信他一定能够帶領大邱莊走得更寬更遠。

可惜的是，日進鬥金的日子，腐蝕了他的初心，以金錢為唯一衡量標準的禹作敏，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滔天大罪。

禹作敏真的沒做虧心事嗎？

怕不盡然。

天津市有明文規定，新辦企業可以免稅2年。

禹作敏洞悉到其中有漏洞可抓，為了加快大邱莊的經濟發展，他以堯舜、萬全、津美、津海、華大五大集團為中心，將建立分廠的權利下放，前後建立51個工廠，以此逃避巨額稅收。

同時，他以“信息費”的名義，付給為大邱莊辦事的各路人馬報酬，從而能够拿到市場上的緊俏廢鋼材，借助於加工後高價出售，獲得最大利潤。

有人看不過去，寫信告發禹作敏“挖社會主義牆角”、“賄賂腐蝕國家幹部”，但因為種種原因，上級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只是沒有準予禹作敏的優秀黨員、勞動模範的先進稱號。

1984年，根據“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只有發展商品經濟，才能將經濟搞活”的重要訓示，經濟學家於光遠聽了禹作敏的回報後，聲稱大邱莊的發展路子是對的，只要市場需要、社會需要、鄉鎮企業照樣可以辦冷軋帶鋼廠。

禹作敏大喜過望，連聲說對方給他“壯了膽”。

就連天津市的第二書記也親自到大邱莊，對禹作敏表態：“你有曲折，我們也有曲折。”

政府的低姿態，滋長了禹作敏潛意識裏唯我獨尊的思想，他或許覺得自己所有的作為都得到了默許，又或許認為政府拿他沒辦法。

面對天津市留在大邱莊的工作人員，就大邱莊將來的發展方向與他進行探討時，禹作敏卻嗤之以鼻，聽而不聞。

他加速小工廠的創建和各個廠的生產，將業務擴展到汽車行業及鋪路架橋，大邱莊的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

1988年，大邱莊的產值達到了5億元，純收益有8000萬之多，比1987年產值2億，純收益4000萬多了一倍多；到了1992年，大邱莊的產值據稱已經達到了40億，成為名副其實的首富村，華夏第一村。

其實，憑藉當時的政策和禹作敏的能力，做到這一步是遲早的事。

可禹作敏為了追求速度和成功，偏偏劍走偏鋒、鋌而走險，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1989年，禹作敏甚至公開對供記者說道：

“我當了36年幹部，挨了36年整，但我越挨整膽越大，越挨整越有經驗。如今大邱莊住著工商、稅務、公安派出所、銀行和法院的5個人，他們的薪水半明半暗，兩頭都拿薪水。”

能將這種官商結合的言論堂而皇之地說出來，可見禹作敏已經自大到無所畏懼。

曾經多次採訪過禹作敏的記者張建偉如此評論禹作敏：

“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於利用政府政策來達到自己目的的農民，他的發家歷史，其實就是機敏巧妙地對付政府的一連串故事。”

不管這個評估是否正確，根據實際情況來分析，其中還是有中肯的成分。

日漸腐敗的心

面對大邱莊迅猛的發展速度，前往大邱莊學習參觀的學習團絡繹不絕。

而作為大邱莊的第一把手，各種榮譽都向禹作敏湧來，上央視、登報紙成了禹作敏的日常，就連美國的《紐約時報》都專門為他刊登了一篇報導。

1990年，農業部成立了中國鄉鎮企業協會，禹作敏和魯冠球擔任協會副會長，世人稱其為“禹北魯南”，成為一段佳話。

可是，這些榮譽已經不能遏制禹作敏獨斷專行的心，他再也不是那個，最後一個搬進新房子裏的禹作敏了。

言行舉止間，他逐漸有睥睨一切的傲慢和無理。

面對一群前來考察的官員，他既不迎接還神情倨傲：“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

有記者說他是土皇帝，他卻大言不慚：“將‘土’字去掉，我就是皇帝。”

禹作敏不僅這樣說，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在大邱莊，他就是那個一言九鼎的人上之人。

譬如，對於產權的分配，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論：

“我們是白手起家，現在每個集團都有十幾億資產，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都很難說。大隊沒給一分錢，當初向銀行貸款的幾萬元款都還了，國家也沒有投資。這幾十億資產說是我的也可以說。”

關鍵是，這種將產權不明的鄉鎮企業當成自己私企的言語，居然沒有人敢反駁。

此後，他將這些資產當做私產來對待，斥鉅資打造人稱“小中南海”，且配有傳達室和警衛守衛的豪華別墅。

一口氣買下16輛市值五六十萬的賓士汽車，有貴賓前來訪問，而他覺得有必要給對方一個下馬威時，他便會出動這16輛賓士迎接，只為為自己造勢。

開始搞一言堂，不允許聽見不同聲音。

開會時，上級領導對他的工作作風提出了委婉的責備，他卻當場拂袖而去。

莊裡有人說了句“禹書記為嫁女兒，在縣城蓋了座小洋樓花了不少錢，”他便將對方撤職，還勒令對方搬出集團領導住的“人才樓”，搬回普通百姓的住地。

他的親信不僅敢設立公堂，對人動用私刑，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將人打死後尋求他的庇護。

1990年，禹作敏的堂侄女聲稱被村裡的劉金會欺負過，堂弟禹作相直接喊了一夥人將劉金會暴打一頓之後還不解氣，請示禹作敏是否能“教訓教訓”一下劉金會的父親劉玉田。

在禹作敏“寒磣寒磣他”的訓示下，禹作相夥同一行人，將與事情無關的老人劉玉田叫到大街上，圍上去就拳打脚踢，將人活活打死。

即便禹作敏活動了很久，但執法部門還是抓捕了7名打手並將之判刑。

禹作敏認為上級不給自己面子，開始變本加厲地公然與政府對著幹，鼓動羣衆示威遊行，並將劉玉田家人軟禁。

按理說，1990年上級依法辦理劉玉田被當街打死的事件應該讓大邱莊的人們長點記性。

可惜，事與願違。

1992年，大邱莊萬全集團經理病故，查出有巨額虧空。

將資產當做自己財產的禹作敏大發雷霆，讓手下徹查，私自嚴刑逼供相關人員，最終使得危福合被毆打致死，而他倒臺的導火索也就此埋下。

英雄梟雄之別

出事之後，禹作敏謊報案情，窩藏罪犯，並私自扣押前來辦案的檢察人員。

後又動用輿論，讓大邱莊停工停產停學，以此給政府施壓。

同時，還煽動大邱莊的平民百姓手持棍棒鋼管把守各個路口，與警詧對峙，差點造成武裝衝突。

那一年，禹作敏還如期出現在了除夕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可惜，也沒能封锁他被捕的步伐。

1993年，禹作敏因觸犯窩藏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可是，他並不覺得自己有罪。

他曾經指著自己的頭對醫生說：“我的病在這裡，你能為我治好？”

有記者對他說：“你在農村改革中還是有功的。”

禹作敏卻回道：“沒有用！”

很顯然，他還想著封建社會那套功過相抵的說法。卻不知，他的過中有一件不可饒恕的罪，將人命關天的大事當成兒戲，視人民如草芥。

早在劉田玉被打死，而禹作敏卻說出“不就打死一個人嘛”的話時，他就已經不再將自己當成一個人，而是自詡為可以掌控他人生死的封建統治者了。

禹作敏的下場，除了他思想的進步沒能跟上經濟實力上升的脚步，還有一點是很多農民企業家都容易陷進去的陷阱，由體制不完善造成的產權不明。

當時，產權不明，無法得到上級監管，很多農民企業家受封建社會家長制的影響，在權利與經濟地位的上升過程中，逐漸迷失了本性而不自知。

禹作敏出事之後，作為好友，魯冠球寫了一篇文章《鄉鎮企業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質》，其中有一段話可謂經典：

“我們面臨經營者的自身素質障礙。這種障礙的病因是部分農民能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所負載的歷史使命，僅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環中，這樣的馬失前蹄是非常讓人痛惜的。而這一障礙的真正根源，其實是傳統的小農意識與現代精神的衝突，顯然，我們今天需要一次徹底的决裂。”

1999年，禹作敏在保外就醫的時候，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而去。

人死如燈滅，禹作敏並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只留下功與過給後人評說了。

對於禹作敏，大家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