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占宏在查看荔枝的坐果情况

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走進一個荔枝園中。面積不大，只有20畝。矮化密植，行距5米，株距3米，樹冠高度也在3米左右。一撮撮嫩綠的荔枝幼果均勻地分佈在樹冠四周，疏密得當，發育良好。單從樹相表現和整齊度就能判斷，這是一片管理非常精細到位的荔枝園。

荔枝園的主人叫薛占宏，陝西人，1986年畢業於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植保專業），1987年下海，就職於海口一家香港人投資的民營荔枝研究所，從事海南荔枝的推廣工作。後因亞洲金融風暴導致企業倒閉，薛占宏離開海南去北京做了幾年種子生意。2000年重返海南，在萬寧安營紮寨，建了眼前這片屬於自己的20畝荔枝園。

“你這20畝園子最多能賣多少錢？”我想知道這位農大畢業的創業者的收入水准。

“最多應該是2019年，畝產值2萬元。”薛占宏說。

碩果累累的結果狀

“那收入並不高麼。”我知道農業的風險所在，40萬元是他的上限，而不是平均收入，對一個背井離鄉，獨自在海南創業的老牌大學生來說，這不是理想的收入水准。“沒有其他收入了嗎？比如技術指導。”

“沒有其他收入了，原來搞過幾年的技術指導，現在不搞了，沒勁兒。”薛占宏搖了搖頭說。

“為什麼啊？”我不解道。推己及彼，如果我早年從組織辭職出來搞農業，必然會走向技術服務這條道路，單一靠種植，是體現不了一個專業科技人員的優勢。雖然長得人高馬大，但論體力活，還真幹不過普通農民。

果園的地面管理和滴灌設施

“服務的標準很難敲定，你怎麼去收費？除非是參股，但參股也可能兌現不了，沒勁兒的。”薛占宏曾給六七個荔枝園做過技術服務，面積從200畝到2000畝不等，一年也有十幾萬元的額外收入。但就是在給2000畝荔枝園做技術服務時，老闆沒有兌現5%的利潤分紅，這才讓他心灰意冷。當然，也不排除科技的不穩定性造成結果與老闆的預期相差甚遠的原因。

“在海南種荔枝科技難度大嗎？”我嘗試性地問道。

薛占宏指了指我們來時那條路，說：“你有沒有注意到路邊有個荔枝園，果掉得老闆快懷疑人生了。科技這個東西受天氣影響太大了，老天爺不配合，照樣不頂用。”

我倒沒有注意來時路邊的荔枝園的坐果情况，但是薛占宏所說的後面一句話我是非常認可的。這是一個靠天吃飯的行業，在大多數時候，都是老天爺說了算，所以我尤其強調“可控環境”。

前期通過環割來控梢促花

“但是你的果園坐果很好啊！”我指了指樹上的幼果。待到成熟季，一定是碩果累累的豐收景象。

“靠調控。”薛占宏饒有興致地解釋道：“調控的覈心是促花和保果。促花需要乾旱和低溫條件，如果天氣乾旱，一般低溫就可以來花；如果雨水多了，就需要一個比較强的低溫。如果在花期遇到低溫陰雨，或者高溫乾旱，都會導致大量落花落果。而且這幾年海南的天氣越來越熱，保花保果的難度也越來越大。”

我聽著發暈，沒聽清楚究竟什麼樣的氣候條件才適合荔枝成花坐果，問道：“在你20年的種植生涯中，有沒有出現因為天氣的原因導致促花和保果出現問題？”

坐果不理想的花序

“有。”薛占宏應道：“2008年南方雪灾那年，溫度太低了，而且沒有溫差，樹體深度休眠，花來不了。”

原來，海南荔枝是如此嬌嫩的一個品種，就像它的名字——“妃子笑”。

談訪間，有同行來訪。來者叫文廷雲，海南人，比薛占宏小兩歲，1988年畢業於華南農業大學（茶學專業），先是在茶葉進出口公司從事貿易工作，1994年停薪留職，1998年體制改革，正式下海，從事農副產品的進出口貿易，也做一些肥料和營養的農業服務業務。2009年正式進入荔枝行業。

文廷雲在荔枝園

“你怎麼會從茶葉轉到荔枝行業的。”我挺好奇的。

文廷雲笑了笑，“這個行業也是無意中進來的。在2002年我就接觸過海南荔枝產業了，當時我們叫它‘夕陽產業’，從業的朋友們做得非常辛苦。”

“當時海南荔枝產業是什麼樣的狀態？”我轉身問薛占宏。他來得早，應該更熟悉當時的產業情况。

“產業低谷。”薛占宏說：“我們在1996年的時候做了幾個示範園，價格賣得很好，萬寧的園子從頭到尾22.5元/斤，儋州的園子賣到50元/斤。因為當時我們主要目的是推種苗，12元/棵，賣了很多。但因為科技不過關，要麼不來花，要麼有花沒果，很多人都虧本了，當時失管的果園太多了。”

文廷雲（左）和薛占宏在探討今年的產量情况

文廷雲差不多是撿漏進場的。2009年，他以12元/株的低價嘗試性地承包了10畝荔枝園，第二年就獲得了1萬元/畝的經濟效益，第三年居然達到了2萬元/畝，這讓他欣喜若狂，就直接以1萬元/畝的價格買下了這片荔枝園，並著手擴大面積。

“當時是靠什麼一下子就獲得這麼好的經濟效益？”我問道。

“海南荔枝的優勢就在於早，那年我們的荔枝基本賣完了，人家才開始賣。我們在科技上相對比別人要超前一點。”文廷雲興致勃勃地講起當初的科技思路，“我們當時主要還是贏在營養上，通過葉麵肥不斷地給樹體補充有機營養，單糖，多糖，胺基酸，有機鉀，不斷強化，保證果實一直正常發育，不出現果梢衝突。我們是順著這個思路做成功的，結果就在這個行業中越做越深，越陷越深。”

“現在多少面積了？”

“現在100多畝了。”

現場簡易的配肥裝置

“你的面積一直沒變？”我又問薛占宏，對他20年來始終守著這20畝地很是懷疑。

“他原來也搞了幾百畝。”文廷雲直接掀了薛占宏的老底。

“那是承包別人的，160畝，搞了8年，產量還可以，但效益不行。”

薛占宏沒說具體原因，我的理解是當初相對領先的科技已經得到普及，早的優勢已不在，導致效益下滑，所以想當然地問道：“假如當初這套科技沒有傳播，就控制在你們兩個人手裡，你們覺得按照原來的管理模式，能够管理好這100多畝？”

“還是不行。”文廷雲搖了搖頭說：“原來的管理模式需要精細化管理，需要大量人工。以前工人多，工價便宜；現在工價那麼高，而且工人也不像以前那麼肯幹，工作效率很低啊！所以逼著你要調整種植模式，要殺花，有殺成功的，也有殺失敗的……”

殺花失敗的荔枝園

我費了好大勁才搞明白文廷雲說的“殺花”就是化學疏花的意思。因為勞動力價格的提高，用殺花替代傳統的人工疏花已經成為規模荔枝園能否盈利的關鍵。

“主要效益瓶頸從原來的科技變成現在的人工了。”我概括道。

“對！”文廷雲又不厭其煩地講了一大通花和營養的科技問題，以及氣候變化造成的科技難度。

夕陽西下，荔枝園籠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中，薛占宏和文廷雲還在果園興致勃勃地談論著科技問題。我忽然想到一個人，問薛占宏，“你見過周曉傑嗎？是你老鄉，五畝換大奔的那個。”

夕陽下的荔枝園

“見過。”薛占宏說：“在陝西種葡萄的人很多，他一方面是新品種的優勢，另外是有這份匠心。”

“周曉傑前期靠的是新品種和匠心，但他現在走的是科技+農資的服務道路，一年的純收入可以達到600萬元。”我詳細地介紹了周曉傑這幾年的發展歷程，問道：“假如遇到這樣的機遇，你們會走這樣的道路嗎？”

薛占宏想了想，說：“在葡萄上因為有設施條件，相對可控，但在海南種荔枝受天氣影響太大了，很多東西你控不了，這樣就導致科技的效果有波動，一波動別人就懷疑你的科技。而且不能帶農資，一帶農資別人就想到你要從他那裡賺多少錢，問題在這裡。”

薛占宏（左）和文廷雲在果園中交流科技

“在海南已經有人這麼做了。”文廷雲說：“像陵水的李軍，整個陵水荔枝面積2.6萬畝，三分之一的果園是他指導的。他以技術入股，農資配套，再帶平臺銷售，我估計他今年的收益不會低於1000萬元。所以在海南荔枝行業，科技是最主要的，如果你能應對各種天氣，你就可以綜合成一個平臺來做，把農資配套上去，把銷售對接起來……”

“你覺得你跟他的差距在哪裡？”我追問道。

“我跟他差距是我們入行時間短，缺少很多資源。他知道如何綜合資源。”文廷雲說。

“薛老師，這樣的模式你想不想走？”我特意叫了一聲“薛老師”，在一個行業中專注科技20餘年，是應該叫“老師”的。

“我不想走。”薛占宏擺擺手說。

黃偉在查看剛採摘桃子的品相

我沒說什麼，只是腦海中浮現出“想成為蘇南地區陶老師”的江蘇90後新農人陶煌東，想起以“種出中國最好的水蜜桃”為己任的上海哈瑪匠黃偉，想起“打造全世界品種最多的花桃園”的日本八旬果農有賀浩一，串聯在一起，就是一條“陶煌東黃偉有賀浩一”以科技為主線的匠人道路。

這是一條做到老，學到老，幾乎沒有終點的道路。我不是說這就不是一條成功的人生道路，但就我眼前兩位科班出身、又有勇氣跳出體制的專業科技人才，以及大量有匠心的果園主來說，如何在經濟上取得更大的成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假如走上了這條道路，我能否跳出科技這個‘緊箍咒’？”我問自己。

2021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