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古代歷史的認知，少數來源於出土的歷史文物，大部分來源於史書。中國向來有修史的傳統，對前朝官員進行褒貶，當然，有部分史學家不甘心於之修前朝歷史，時間跨度比較大，比如說《史記》《資治通鑒》等。

相較於《資治通鑒》，《史記》對秦朝的歷史記載得更為詳細，一來此時中國有據可靠的朝代並不多，二來秦朝和漢朝緊密相連，三來《資治通鑒》記錄了一千多年的歷史，無法大幅度地對每個人進行評估。

在司馬遷的筆下，秦二世的皇位理應是扶蘇的。扶蘇為人寬厚，有政治遠見，曾經就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事進行勸諫，以至於惹怒了秦始皇，被發配到蒙恬身邊修築萬里長城。

兩年時間瞬間即逝，西元前210年，秦始皇準備巡行天下，然而他對自己的身體並不瞭解，走到一半就患上了重病。此時，這位一心尋求長生不老的皇帝才開始擔憂起來，為了避免夜長夢多，他趕緊要趙高給扶蘇寫遺詔，讓扶蘇趕緊去咸陽主持喪事並且準備登基。

話說，秦始皇這千古一帝能識破呂不韋的不臣之心，能將六國各個擊破，卻至死都沒有看出趙高的不軌之心。趙高自然沒有將這份遺詔傳給扶蘇，他與李斯、胡亥密謀，將遺詔的內容進行了改變，隨後將胡亥碰上了九五至尊之比特。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秦朝迅速走了下坡路，中國的歷史也改寫了。

然而，2013年湖南益陽出土了一件文物讓人大跌眼鏡，秦始皇傳比特的真相似乎與司馬遷所寫的有所出入。當年，在益陽兔子山遺址裏出土了秦簡，裡面有“一份秦二世登基詔書木牘”，這份木牘的內容引起了眾人的注意。

這份詔書是胡亥登基後發佈的一份文書，上面的文字不多，最令人引起關注的是“朕奉遺詔，今宗廟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前面四個字，顯然讓我們看到了不同的歷史，胡亥登基竟然不是篡位，而是秦始皇生前就選定的繼承人。

考古學家一直尊重地下文物的根本原因是，這些文物自某個時間開始就一直深埋地下，再也沒有出現在眾人面前，避免了後人出於各種原因對它進行修改。正如上官婉兒墓出土之後，太平與她的和睦關係才水落石出一樣，在歷朝歷代看來上官婉兒和太平一直是仇敵，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唐玄宗的抹黑。

此外，根據史料的記載，秦始皇最喜歡的是他的小兒子胡亥，因而專家認為秦始皇若真正將胡亥立為後代，也是十分正常的。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份秦簡的出土竟然奇怪地與北大竹簡《趙正書》遙相呼應。在《趙正書》裏，趙高等人冒死進諫，希望秦始皇能讓胡亥繼位，而秦始皇對此的回答是“可”。

除此之外，益陽這份秦簡還有另一個關鍵句：“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流罪”，大意是指減輕賦稅，免除流放之罪，讓上級官吏關愛下級。由此可見，胡亥與我們想像中的那個暴君不一樣，難怪專家認為我們冤枉了他2000多年。

不過，到底《史記》和這份文書哪個更為真實呢？現如今還沒有個明確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