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喬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了。

那是2018年5月，陪伴成都人民13年的交通普法節目《譚談交通》停播。

過往3000多期節目中，這位一身警服、頭戴警帽的譚警官，在烟火繚繞的成都街頭，抓交通違法行為，講解道路安全。

他幽默，有親和力、正義感，言談間抖出一個個笑中帶淚的包袱。網友稱讚，節目比短劇還精彩，是“中國最好笑的民生節目”。

鏡頭之外，有兩個影子在他身體裏打架：一個是被塑造出來的、沒有瑕疵的譚警官，一個是有血有肉、有欲望和弱點、會犯錯的譚喬。他要時刻守護譚警官的形象，又總想做回真實的譚喬。

從警30年，努力過，追求過，風光過，落寞過，如今臨近退休，他發覺自己“一無所有”，不甘、不值，混雜著仍想要實現人生抱負的衝動，以及掙脫不出的無奈。

譚喬。本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朱瑩圖

“病人”

深夜，成都街頭，杯酒下肚，熟悉的譚警官回來了——抑揚頓挫的語氣，生動的表情，揮舞的手勢，興奮又忘我。

《譚談交通》節目中的譚喬。圖片來自節目截圖

眼前的他快50歲了，不似節目中意氣風發，一身素樸的黑T恤、運動褲、布鞋，臉圓潤了許多，小肚腩微凸，帽子戴久了，頭髮漸漸稀疏，假髮跑步時被吹掉了，怕女兒嫌弃，他植了發。

過去三年，消失的譚警官每天朝九晚五，到組織做後勤工作，通知領導開會，寫會議記錄，回復熱線問題或建議。

他覺得工作苦悶壓抑，想跟人傾訴，便在社交平臺直播。一次，網友刷禮物，他勸止，有人冒出來，質疑他嫌刷的太少了。譚喬最怕被誤解，沒忍住爆了句粗口，沒想到被錄屏發到了網上。“譚警官罵人了！”，一下炸了。他慌忙道歉，還挨了處分。

譚喬覺得委屈，節目停了，自己卻依然被困在譚警官身份裏，一舉一動被審視，被解讀，不能出絲毫差錯，怕影響警詧形象。

之前，他幫幹妹妹文宣一款面膜，被舉報到交管局，說公務員不能賣面膜；在朋友圈分享一款覺得好用的APP，也被說，譚警官在賣東西；懟別人一句，成了譚警官在跟人開撕……“什麼都得忍著。”

走在外面，他依然會被認出。這讓他覺得沒法盡興地做自己。

“大家不要叫我譚警官了，我不是譚警官。”他一再強調，“我是普通人譚喬。”

譚喬曾發微博表示，譚警官和真實的譚喬沒太大關係。

這幾年，譚喬常常淩晨三四點還無法入睡。最嚴重的時候，連著失眠三五天，到第六天，精神接近崩潰，一下昏睡七八個小時，醒來後開始第二個輪回。情緒也變得難以控制，一受刺激就會失控，覺得活著沒有意義。有時，突然呼吸急促，他感覺心臟像要蹦出來一樣。

妻子佳佳發現，沒做節目後，丈夫開始酗酒。有時他大半夜騎著一輛共亯單車，晃回家，進門時，手上、腿上都是磕傷。有次，她找社區保安幫忙扶喝醉的丈夫上樓。

2019年，母親帶譚喬去醫院，醫生說是精神分裂，讓住院。他怎麼也不信。換了一家後，確診中度焦慮和抑鬱症，開始吃藥。

那段時間，他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不想活了。”

有一天，社區樓下圍著很多警車，他上去問，發現一個年輕小夥因為抑鬱症跳樓了。

譚喬好像看到了自己，“我好像是他的靈魂，站在旁邊看著一樣。”回家後，他告訴妻子，不想住這兒了。之後每回經過，都忍不住想到那一幕。

今年年初，他們搬到新家，從22樓換到了2樓，“不容易跳下去”。沒想到幾天後，聽說對面樓棟又有人跳樓，也是抑鬱症。

4月1日深夜，坐在雲南一家民宿最高層陽臺上，那種俯身飛下的衝動再次擊中了他。

那天，他受了些刺激，想到偶像張國榮，想到眼下掙脫不開的困境，情緒極度低落。窗簾將陽臺和房間隔開，他獨自浸沒在暗夜中。妻子不放心，隔陣子看他一眼，喚他進去，將他拽回了現實。

最初節目停播時，很多人，包括譚喬，都以為自己很快會被遺忘。短視頻賦予了節目新的生命，許多在當初沒什麼迴響的節目，一二十年後，經網友剪輯、二次製作，意外引發了共鳴，一次次沖上熱搜。

不久前，有網友製作了一個節目混剪視頻，發給譚喬。他說自己患有焦慮症，節目勾起了他許多青春的回憶，希望譚喬充滿能量地繼續生活，“這個世上有好多愛你的人啊”。

譚喬看哭了，“你會覺得你不是別人想像的那麼不堪，你的付出是有人看到的。”

譚喬乘坐公交車。

“不像交警的交警”

“最不像交警的交警”，是很多人對譚喬的評估。

1972年，譚喬出生在成都一個普通的市井之家，父親在郵電局修車，母親在商場賣貨。

小時候的譚喬調皮，想法多。看到爸媽每天回家後才能煮飯，他動手做了個定時煮飯器——在鬧鐘發條上綁上線，跟燒蜂窩煤的爐蓋連起來，鬧鐘一響，發條上的線收緊，自動將煤爐蓋拉下。

評書、相聲陪伴了譚喬整個童年。每天中午一下課，他沖回家，12點半準時擰開收音機，聽田連元的《楊家將》、單田芳的《三國演義》，馬季、趙岩、侯寶林等人的相聲。

17歲那年，譚喬從職高畢業，開始接觸到一個鮮活的底層社會。他進印染廠染布，到路邊小攤切菜、當墩子（二廚），推著自行車沿街叫賣草紙，隨親戚到工地上刷塗料，進印刷廠排版……他一年裏體驗了一二十種工作。

第二年，他入伍了，期間喂過猪，看過看守所，到機場守過飛機。三年後退伍，他到成都通訊一條街倒賣手機，收購優惠券，之後到貴陽安裝電話、接電纜，和農民工一塊住大倉庫，睡高低床。

譚喬在部隊當兵時

這些經歷讓他理解底層生活，“因為我就是這樣過來的”。

等到1995年夏天，譚喬的人生開始不一樣了。父親來信說，成都在招交警。他馬上就回去了。

那是心底一顆潜藏許久的種子。16歲時，他目睹過一場意外：一比特年輕媽媽騎自行車，後座上坐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車子搖搖晃晃的，女孩沒坐穩，跌進了正在鋪路的壓路機前後輪中間。女孩媽媽驚呼一聲“天啦”，昏了過去。

譚喬被那個瞬間懾住了。難受、驚恐，像沸水一樣在心裡翻滾。回家後他跟爸媽說，以後我要是當了交警，一定要讓大家知道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面試時，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想當交警？譚喬唱了首兒歌《一分錢》，把面試官全逗笑了。“我希望做一個市民喜歡的員警叔叔。”他說。

那年冬天，他如願了。開始站路口執勤，他一身制服，精神抖擻，每天站上五個小時，疏導交通，糾正交通違法。

5月，譚喬站在1995年第一次執勤的路口天橋上。

執勤時他喜歡多說兩句，覺得會讓被罰款的人“沒那麼難受”。他最常說的是，“罰款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讓你安全。”

遇上大堵車，他疏導時累得慌。為此，他給交管局科學規劃處寫了很多建議，關於如何提高路口通行效率。

有一年，他站的路口修高架橋，特別堵，高峰期六七個警察站崗，“手都抬不起來了”，“恨不得把車抬出去”。譚喬眼睛盯著路口，腦海裏卻在畫圖：怎麼把自行車和汽車分開，减少擁堵。一下班，就打開電腦畫路口規劃圖，但交上去，大多沒回應。

後來有一晚，他直接打電話讓工程隊運來水泥石墩，圍成橢圓形的隔離欄。第二天，自行車自動順著隔離欄繞行，路中間，站一個交警就行。這項設計後來拿了獎，譚喬作為參研人員第一次站上領獎臺，得了200塊錢。

後來看到交通違規，不管是不是在執勤，譚喬都要管。

妻子佳佳記得，有一天下雨，兩人一塊出門，路口堵住了，譚喬冒著雨就跑過去疏導；開車在路上，旁邊車天窗開了，露出小孩的頭，他馬上按喇叭，示意司機把天窗搖下；旁邊車裏飛出橘子皮、香蕉皮，他暗暗記下車牌號，回家後到系統裏查車主姓名、電話，打過去提醒，“請你以後不要做這樣的行為。”

路口一站就是十年，從都市中心外移到了城外。新鮮感殆盡，譚喬被一種深深的疲憊感打敗。“我覺得我必須要進步啊，不進步那就要死了。”

昔日與他同進警隊的人，有的兩三年就晋昇了，當上中隊長、大隊長、分局長……自己卻還在原地打轉，“沒有任何前途可言”。

“我要一輩子站著指揮交通嗎？”他萌生退意，每天回到家，頭一歪，癱倒在沙發上，一言不語。

母親勸他，“你知不知道現在當個警詧多難！人家花20萬買都買不到。”

“誰給我20萬，我就把它賣了。”他想換條生路，哪怕開出租也好。

這個時候，《譚談交通》出現了。譚喬又看到了希望。

“一雙眼睛”

接到那通試鏡電話時，譚喬正在路口執勤。

那是2005年3月，成都電視臺和交管局為文宣《道路交通安全法》，决定打造一檔交通安全普法節目。

試鏡的人不少，要麼形象太正，要麼過於市井。這時，有人想到了譚喬——“哪個譚喬？”“就是當時演（短劇）腦袋上包著的那個。”“哦，那個嗎？還有點意思，叫他去試一下。”

頭一年，譚喬演過一個文宣交通安全的短劇——他從小就喜歡表演，覺得可以體驗不一樣的人生，讓生活“多一絲色彩”。

試鏡那天，他載著攝像記者，在路上找了三四個小時，照著平常執勤的管道糾正了兩起交通違法行為：一個開車沒系安全帶，一個騎自行車拉著超寬的菜筐。

電視臺首長看後覺得，“有點可塑性”。就這麼定了。譚喬有些猶疑，怕幹不好丟臉。

2005年，譚喬主持的第一期《譚談交通》節目截圖。

反對聲也有：他這形象哪裡像警詧？交警怎麼能嬉皮笑臉的？你們這是找不到人了嗎……

譚喬頂住壓力上陣。每天早上八點出門，九點開始在成都街頭“抓人”——萬年曆上，喜神在哪個方向，就往哪邊開。一路“眼睛睜得像銅鈴”，下午三四點趕回電視臺剪片，確保當晚播出。

剛開始出鏡，譚喬有些怯場。回電視臺後，他就找臺攝像機，對著鏡頭反復練。普通話也不標準，就從網上找繞口令、貫口，不停地念。

最頭疼的是找人：這人得有看點，交通違法行為正好被拍到，人被抓到後還能聊兩句。

大多數人都抗拒鏡頭，覺得丟人，一個勁說“唉呀不行不行，我錯了，你罰我款嘛。”

譚喬會開解他，“你一個錯誤的行為能够警醒更多的人注意安全，其實你是在做一件有功德的事情”。

有的人就沒那麼抗拒了。“不要把我當外人”，譚喬抓住機會聊，遇上木訥的，自己多說點；碰到健談的，就儘量聽對方說。

慢慢有經驗後，遇上“懨懨的，激動的，暴跳如雷的”，他都能聊起來。

另一個問題出現了——語言太貧乏了。譚喬剛做節目時，覺得自己像是“什麼都不懂的蠢猪”，“怎麼好意思天天舔著臉，在鏡頭裏跟人家說？”

在“被狂風暴雨地責駡”後，他開始自學，重新撿起課本中的文言文、古詩詞，天文地理，社會熱點、娛樂八卦，流行歌曲、元素、梗，全都得關注，想辦法跟交通安全聯系起來，融進節目中。譚喬就一個想法，“把它做到最好”。

為了讓節目更好玩，他會特意製造些意外和衝突；讓攝像師將鏡頭“推拉搖移”起來；“諧音梗”也用起來。他享受做節目帶來的開心、滿足感，遇到有趣的人，他一整天心情舒暢，哼著小曲回去。

危險也有過。有一輛紅色奧迪不斷變道、狂飆，被攔下還想跑，譚喬氣得一下跳趴到對方車蓋上；還有一比特貨車司機，被攔下後不服氣，拿棍子想打人。

譚喬錄節目追人時受傷

節目反響越來越好，很多人給電視臺寫信，誇節目新穎、好耍，看不够。為此，一期節目從三四分鐘延長到六七分鐘，從一週五天變成了每天都播。拍攝的車輛也從黑優尼克陞級成白色捷達。

節目受歡迎，譚喬覺得，是因為它仿佛一雙眼睛，一面鏡子，打撈出底層群眾生活的真相。那些歡笑、逗趣的背後，包裹著艱澀卻向上的內裡。

一比特知乎網友這樣評估譚喬和節目，“勞苦人民有苦衷、不知情、危害不大的情况他循循善誘，逮到知法犯法飆車、不拿人命當事兒的土豪他急得破口大駡。看一家五口過得太苦他自己掏出兩百給人說是別人捐的；把沒有大人照看，自己過馬路的三歲孩子抱起來，露出了溫柔的一面……看這樣真誠關心普通福斯的節目和譚警官，我是真實感動了。”

網中人

譚喬第一次被人認出，是節目播出三個月的時候。那一刻，他“心裡邊小小的那種happy，溢於言表”。

節目走紅後，他和演員朋友王迅一塊去量販店，他成了先被認出的那位。有德國靚女看了節目，聯系他，說想跟他談戀愛。還有十幾比特留學生特意到成都，要請他吃飯，感謝他和節目的陪伴。

在一項“在成都，你更願意被哪個交警抓到”的調查中，譚喬遙遙領先。有人為了被他抓一次，故意違規不系安全帶、開車吃東西。

最誇張的一次，一個重慶男人開車到成都，憑著對他車牌號的印象，“偶遇”後躥到他前面，燃起一根烟伸到窗外，想引起他注意，被叫住後，興奮地說，“你終於把我逮住了！”

學校、工廠、企業、機關單位，紛紛請他去講交通安全。有次譚喬站在一個碩大的舞臺上，看著底下幾萬張面孔，有種開演唱會的錯覺。

綜藝邀約幾乎沒停過，《我要上春晚》、《天天向上》、《夢想成真》……有的去不了，節目組乾脆到成都錄製。他還在影視劇中客串過，跟吳京鬥茶藝，和撒貝寧同台頒獎。

機遇跟著來了。節目開播沒兩年，央視挖他過去，月薪3萬，還分房子；北京電視臺也開出了6萬的月薪，還有湖南台。

譚喬婉拒了。他有自己的抱負——讓成都交警的形象“全國皆知，甚至全球皆知”。並且篤定，只要努力堅持，“在體制內還是有希望的”。

譚喬

“哪個領導又表揚你了”，類似聲音從四面八方傳到譚喬這裡。公安部春晚連續幾年邀請他參加。請他撐場子、剪綵、助興的不在少數。推不掉的活動、應酬也很多，由不得他。

有一次，他身體不適，在家剛喝完稀飯，領導一個電話過來，“立刻馬上，到某某飯店”。他騎著自行車就奔過去了。包廂門一推開，坐著二十多個人，“跟每個人喝一杯……喝完，你不回敬一下嗎？又開始一個一個回敬。”

席間，有領導拉著他說，“你記住了，沒有我，早就沒有《譚談交通》了”——這些話，他聽過太多次，從不同的人嘴裡吐出。

串場是常事。這邊正吃著，那邊一個領導瞅見了，喊他過去，“喝！”。他曾從一條街街頭喝到街尾，輾轉四家。

也碰到過淩晨突然喊他出去，或者讓他上臺助興。他試過拒絕，換來的是，“你小子有點膨脹啊！”，“拽得跟二五八萬似的”。

他逐漸感受到作為一名體制內公眾人物的困惑，最先擺在面前的是：那麼多邀請，今天這個，明天那個，哪些可以去，哪些不能去？沒人告訴他該怎麼做。他只能，“行行，都行。”

“你變了”，很多人開始這樣說，當他開40萬的賓士，穿三千塊的皮鞋，帶五六千的浪琴手錶時。

在節目中穿新鞋、戴手錶，是有意為之，意在製造話題、增强喜劇效果，“沒人認出來，我都會故意讓他看一下，你看看我這雙鞋。”

他毫不掩飾自己的虛榮心：從小就喜歡車，天天吃泡菜也想存錢買，當初買賓士時，覺得車標太小了，特意買大標的；手機一定要最新款的，買了還得發個微博，“啊，今天天氣真好”，亮一下手機型號。

這些舉動引來詬病和指摘。譚喬想不通，自己40多歲，靠正規薪水支撐自己的消費，有什麼問題？况且，他說自己偶爾才買名牌衣服，平時9塊9一雙的布鞋，5塊錢10雙的襪子也穿得“巴適”。

起初，他還能說服自己我行我素，時間一長，日常生活中的束縛感越來越强烈了。

一次，譚喬開車時，被旁邊的車“別”了下。他說了句，“你開不來車嗎？”對方沖到他前面，把他截停，認出他後，說，“譚警官還罵人是不是？”譚喬沒再出聲了，怕跟他吵起來。“一旦別人發現你是誰的時候，我會立刻不敢有任何自己的想法了。”

2016年冬天的一個清晨，社區門口被一群業主堵住了，急著出門的譚喬，路過時被認出來了，一下被推到最前面。警察以為他帶頭鬧事，將他塞進中型客車，帶到派出所。一時間流言四起：“總是帶人回警察局的譚警官，被警詧帶走了！”譚喬電話被打爆了，不得不發文澄清。

這些時刻，他覺得壓抑，“做譚喬的時候，會想到要把譚警官的形象顧及到。但越是這個樣子，我越容易產生一種人格的分裂。總是問自己，這個時候我應不應該是譚喬？”

有時情緒上來了，他想捍衛一下作為譚喬的權利。另一個聲音跳出來說：你得忍著，要收斂一點，你不能這樣。

他出於本心抗拒，“誰都可以是譚警官，而我是譚喬”。

體制內的“異類”

剛進體制那會兒，譚喬就發現，自己像個格格不入的闖入者。別人喜歡的，他不喜歡，總玩不到一塊；人情世故也不擅長，不會搞關係、套近乎。

在組織，他僅有三個聊得來的朋友：一個喜歡講笑話，有一年站路口時被撞入院，譚喬在他病床邊哭得稀裡嘩啦；一個和他一樣愛打遊戲；另一個喜歡講佛經，在基層幹了很多年，老老實實什麼都不想。

“你應該要符合體制的那種情趣”，譚喬知道，做點表面功夫，自己也能有很多朋友。他試過主動遞烟，見面多聊兩句……可他始終學不會虛與委蛇。

好友老楊覺得，譚喬不够圓滑，想法太多，不會完全按領導意思來，有時難免拂了領導面子。他找譚喬幫忙給駕照消分、給車上牌照，直接被拒了，一開始也很不理解。譚喬就講道理，“找他幫忙的太多了，一旦開了這個口，控制不住。”

主持節目這些年，他大部分時間在路上，很少回交管局，沒什麼朋友。領導指著他說，“看看你同事關係處成啥樣。”

他有時也困惑，自己到底屬於電視臺還是交管局，“有種哪都靠不了岸的感覺”。

譚喬渴望被理解，被認可。身邊卻總有人說，你好耍哦，天天電視上晃一下就下班了，簡直享受。譚喬真想沖上去揍他一頓。“你會覺得自己這麼辛苦去幹一件事，在別人眼中，你不就是動動嘴皮子，就名利雙收了。”

還有的說，離開了平臺你什麼也不是。譚喬起初也這麼想，後來發現，擁有平臺的不止他，別人為什麼沒做出來？“我覺得我應該驕傲。”

成名後，譚喬擁有了很多唾手可得的人脈、資源。找上門的代言、商業機會不計其數。很多人鼓動他，要把資源“變現”。

一比特電視臺導演直接跟他說，你這個IP，放我們那兒，一年不創造幾個億，都不好意思，在四川太可惜了。成都電視臺也曾有過一些商業計畫，礙於他體制內的身份，都無疾而終。

譚喬也心動過，身邊沒名人身份的，能“悄悄去獲得”，自己卻沒辦法。他覺得，這些年自己做了些成績，“利得不到，我希望得到更高的位子”——在別人眼中，這成了他名利心重的表現。

體制內橫向與縱向的比較又難免令他陷入沮喪。

5月的深夜，譚喬推著自行車走在街頭，身影落寞。他想起，在體制內職務最高的時候，竟是剛當交警新兵訓練時，當了三個月班代。

30年過去，起點即是終點。昔日叫他班代的，如今當上了局長、處長，再見到，客氣點的，叫他小譚，不会的，直呼“譚繃子”（形容人腦子有問題）。

他認識南京一比特做同類節目的交警，每天有專職駕駛員開車，有人提供線索，只需到現場講解就行，早已是警監了。

再看看自己——每天開車，滿大街找人，脚因為踩離合器太多，鑽心地疼，艱難地做出了口碑那麼好的節目，卻“什麼都不是”。甚至，“好事來的時候，根本沒想過你是我這兒的人”，“一犯錯，又嚴格要求”。

這讓他感到痛苦，又一個13年過去，黃粱一夢，譚喬再次想逃離。

“小丑”

一口鮮血，突然從嘴裡噴出，譚喬對著鏡頭說，“好了，今天的《譚談交通》就到這裡，咱們明天不見了。”

這是譚喬想像中節目落幕的時刻。

到後期，節目遇到了瓶頸。潭喬被認出是常事，拍攝時不斷有人進來合影、圍觀，被抓到的也很配合，很難找到有意思的人。拍攝不得不外移到繞城外、周邊區縣，盼著能抓到一個不認識潭喬的人。

譚喬被認出後，被邀請合影。

壓力也越來越大。每天要不斷出新，想各種梗，譚喬近乎黔驢技窮，害怕觀眾覺得節目不好看了。

更致命的是，日復一日，沒有任何新鮮的東西，每天一睜眼，他感覺像欠觀眾一檔節目，被壓得喘不過氣，“一直往下墜落”。

好幾次，開車經過青龍場交流道時，譚喬覺得自己在天上飛，腦海中有個聲音叫囂著，“飛出來吧”，想從橋上沖下，融進藍天、陽光、微風裏。

他身邊那些仕途無望的，會磨洋工到退休。“你聽話，別鬧騰，閉嘴，還是可以的”，譚喬說，“恰恰我不是這種人，我說不幹就不幹，我就是要走。”

沒有人理解他，包括最敬重的師傅。師傅是他的領路人。節目初始，力排眾議支持他，告訴他壓力我來，你往前走。這些年待他如家人，經常邀他去家裡吃飯。得知他想走，師傅覺得他讓自己失望了，跟他决裂。組織再見，兩人不再言語。譚喬難受得慌，想低頭求和，卻不知該怎麼辦。

佳佳勸他堅持，父母也說，好死不如賴活著。

節目還是停止了，譚喬沒來得及好好告別。13年裏，他眼見《譚談交通》從嬰兒，到少年，到成年，再到消逝，如同手心的孩子。再也回不去了。

譚喬提出離職，沒有被準予。

再次回到積了灰的辦公室，他給同事們發烟，說以後多多關照。有人突然站起來，指著他說，“滾出去掙你的錢，這沒你的位置。”譚喬差點和他打了起來。

譚喬說，很多人羡慕他有名氣，卻不知道“我在被子裏哭了多少個日夜”，不知道他心裡的“難過、壓抑、困惑、迷茫”。《譚談交通》給很多人帶去了快樂，治癒了他們的不開心，卻無法治癒他自己，“小丑竟是我自己”。

老楊理解譚喬的掙扎：身邊人都有一定成就了，節目那麼大名氣，他卻還是以前的身份，得不到提拔，想做喜歡的事又做不成，外面機會很多，他想出來做點事，又出不來，時間就這麼耽擱了，他還懸浮著，找不到落腳點。

“握手言和”

就在節目停播的2018年，離過兩次婚的譚喬有了新的家庭——他第一段婚姻是初當交警時，僅有半年；第二段維持了三年，兒子跟了前妻。

離婚後第四年，譚喬結識了妻子佳佳。佳佳小他21歲，起初抱著好奇心加他微信，相熟後經常一塊打遊戲，聊天。佳佳眼中，譚喬心態年輕，會開導人，給了她很多精神上的鼓勵和力量。

譚喬和妻子佳佳的結婚照。

這段愛情承受了很多壓力、爭議。兩人一起坐地鐵，佳佳染著黃頭髮，被人拍了發到網上，傳到了譚喬組織群裏，說“影響不好”。婚後，她在抖音上發譚喬照片，也被告狀了。還有網友不明就裡，說“譚警官因為她連工作都不要了”。

婚後第二年，女兒出生，佳佳一度患上產後抑鬱症。譚喬父母年過八旬，疾病纏身，自己母親也剛手術出院，無法幫忙照顧。

生活的重壓落在了譚喬肩上，同齡人快要頤養天年，自己卻還在操心奶粉錢。

對父母他也感到愧疚。父母這些年全靠姐姐照料，生病了自己扛著，瞞著他。他想起許多年前，他在站路口時，有一天母親路過，遠遠的，叫他“喬兒”。他讓母親趕緊走。那個畫面後來想起，總不是滋味。

去年12月，焦慮症加重後，他開始休病假，有了更多時間陪伴家人、朋友，做喜歡的事，睡眠和狀態好了很多。醫生建議他减少藥量，多出去走走。

這幾年，他聽音樂，學非洲鼓，爬山，跑步，去沙漠越野，努力想走出抑鬱旋渦。回看那段最黑暗的時光，譚喬承認，當時“有些迷失自己了”，“把自己看高了，才會有後來更多的不如意。”

譚喬有6個微訊號，3萬多個好友幾乎都是節目粉絲，總向他諮詢交通安全問題，他有時間都會回復。4月媒體報導後，他收到很多網友的安慰和鼓勵。

也有其他城市的交通節目主持交警，跟他說，自己有重度自殺傾向，覺得“交警文宣就不是那個味了”，“沒啥幹勁了”。他最終辭職了，勸譚喬也想開點。

譚喬發現自己並非孤島，他試著與自己和解，慢慢放下那些在意的、求不來的東西。

尋找“福貴大爺”，是一種治癒。這個10年前在節目中說，父母、哥哥、妻子相繼離世，只剩智障弟弟和一條狗作伴的老人，很像余華小說《活著》中的“福貴”。

2011年，“福貴大爺”在節目中說“往前看”。

當年，大爺在節目中說，要“往前看”。十年過去，譚喬很想知道，大爺往前看到了什麼。

他在一個山村裏找到了大爺。他結了婚，有了女兒，政府幫忙蓋了新房，生活算不上寬裕，但充滿希望。告別時，大爺帶著妻女去河邊玩，三人的背影烙進譚喬心裡，那是平淡生活裏最珍貴的瞬間。

2021年，譚喬找到“福貴大爺”，大爺再次說“往前看”。

大爺看到了“希望”。譚喬覺得，那些紮進心底、久久不能釋懷的憤懣，被撫平了許多。他告訴自己，譚喬，你也要往前看。

他有很多想做的事：喜歡表演，想扮演“譚警官”之外更多的角色；想做慈善公益，幫助殘疾兒童、失學兒童；想文宣四川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他也有很多想說、不能說的話，“你心裡門兒清，但是你卻不能把它說得太明白了”。

只能等待走出那一天。

最後一次見到譚喬，他坐在自家社區外貼滿治腳氣廣告的凉椅上，面朝十字路口。五月溫熱的陽光撒在譚喬身上，他沉入回憶，仿佛回到了曾經站路口的日子，做節目的日子，那些眼裡發光、心中有夢的日子。

那天下午，他發來消息：“譚警官是我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譚警官和譚喬能握手言和。”

譚喬在路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