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唐太宗李世民，我們都知道這位開創盛世局面的“天可汗”，雖然創下了為後世所傳頌的豐功偉績，然而卻有一個洗不清的政治污點——玄武門之變。正是通過這場鬥爭，李世民除去了兄長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這才得以從父親李淵手中接過九五至尊之比特。

也正因如此，李世民免不了要承受一個謀害兄弟的罪名。而對於李世民的非議，也大都是對於其處置兄弟的殘酷無情。那麼，李世民對於玄武門之變有何辯解和後續處理呢？從西安出土李建成的陵墓來看，我們可以從墓碑上刻有55個字一窺李世民的為人。

一、斬草除根，寬恕部眾

玄武門之變發生後，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在玄武門下被李世民埋伏的人馬殺死。隨後，李世民在尉遲恭等人的護送下接管了宮廷防衛，半推半就下讓唐高祖李淵接受了這個結果，旋即册封李世民為太子，大局已定。

為了穩固勝局同時避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勢力東山再起，李世民下令誅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所有兒子，這些尚在繈褓中的嬰兒倒在了屠刀下，也讓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黨羽徹底斷絕了希望。

除了對太子府和齊王府的男丁進行斬草除根以外，李世民還下令將兩府的女眷罰沒宮中為奴，李元吉的妻子楊氏更在後來被李世民納為妃嬪。李世民對於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親屬家眷的後續處置也囙此倍受指責，被認為處置的手段過於殘暴不仁。

而相較於對李建成和李元吉家眷的處置，李世民對於跟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眾則基本做到了寬大為懷。曾經依附李建成，並在玄武門之變發生時率領麾下部眾與李世民作對的薛萬徹、馮立等人都被赦免。

曾經三番四次勸說李建成先下手為強的太子洗馬魏征，不僅被李世民下令赦免，還予以重任，最終成為一代名臣。也正是在魏征的建議下，李世民下令赦免所有曾經依附過李建成、李元吉的黨羽，最大程度上減輕了因為玄武門之變而造成的社會動盪。

可見，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後，一方面是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家眷秉持斬草除根的做法，毫不留情地消除了一切可能發生的隱患，另一方面又能够做到對依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眾寬大為懷，沒有借助手中的權力大搞株連，維護了社會穩定，也為貞觀之治的開創奠定了基礎。

二、追封爵位，加上惡諡

登基繼位後，對於玄武門之變的定性一直縈繞在李世民的心頭。他不無心虛地向大臣們解釋說，李建成和李元吉是心懷不軌的叛逆者，自己則是效仿當年周公誅殺管叔、蔡叔那樣，為大唐平定叛亂而已。

如果是對玄武門之變文過飾非，只是李世民不得已而為之用來維護自己統治合法性的手段的話，那從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追封則不難看出李世民的真實想法了。

李世民登上帝位後，就下令追封李建成為息王，諡號為隱；齊王李元吉則被追封為海陵郡王，諡號為剌。此外，李世民下令以皇家喪禮的規格重新安葬兩人。乍看之下，李世民願意恢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定地位，似乎證明了他坦蕩的心胸和為人。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首先，李建成生前為太子，而被追封為息王，李元吉生前為齊王屬於親王級別，卻被追封為海陵郡王。可見，從追封的位分來看，李世民已經在有意無意地貶損二人的地位。

除此之外，給李建成所上的諡號為“隱”，意為“隱拂不成”、“不顯屍國”，而李元吉的諡號為“刺”，意為“不思忘愛”、“剛愎自用”。可見，李世民給李建成和李元吉所上的諡號都是不折不扣的惡諡，囙此很難說李世民的為人做到了不計前嫌。

話說回來，已經作為大唐統治者的李世民，他的帝位實則就是通過玄武門之變誅殺了原本的法理繼承人李建成才得到的。囙此，對於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追封不可能是歌功頌德式的追思與懷念，否則李世民又該如何自處呢？

而如果說對李世民追加諡號的行為還只是一些礙於繁文縟節的無端猜測的話，那麼從西安出土的李建成陵墓中，我們可以窺見刻有55個字的墓碑，這才讓我們對李世民的為人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

三、墓碑文字，記錄粗疏

2005年，西安發現了一處唐朝古墓，經過考古學家的探查研究，最終確定這就是唐朝廢太子李建成的墓葬。而通過對這座出土的李建成墓進行相關清理發掘時，發現了一座刻有55個字的墓碑。對於工作人員來說，不難斷定這就是一座用來記錄墓主人生平的墓碑。

然而，這座墓碑的出土仍然令他們感到奇怪。這是因為，作為記錄墓主人生平事蹟的墓碑，一般而言都會詳盡地記錄墓主人的個人經歷、生卒年月、下葬時間等等重要的資訊。可以說，通過一座墓碑，往往可以瞭解到墓主人的許多事蹟，能够為考證工作提供實證.。

然而，李建成的墓碑僅僅刻有55個字，其中內容也只不過是相當粗略地記載了李建成的名字、諡號、生卒時間而已，對其平生功績竟然隻字不提。正因如此，考古學家對這座墓碑的記錄之粗疏都表示相當遺憾。

如果說由於玄武門之變的原因無法對李建成極盡能事地歌功頌德，但也無法解釋為何對李建成的生平近乎隻字不提。要知道，儘管唐朝統一天下的過程中要屬李世民的功績最為耀眼，但李建成也並非毫無建樹，墓碑上毫無相關記錄不得不令人懷疑是出自李世民的授意。

為何李世民會選擇在墓碑上隱去李建成的生前經歷呢？個中緣由可以說相當複雜，但恐怕還是由於李世民的為人所决定的。

或許對於李世民來說，如果詳盡地記錄李建成的功績，那難免讓人懷疑李世民為何要發動玄武門之變，從而有損自己的形象，而如果對李建成的功績進行抹黑污蔑，又似乎是對逝去兄長的不敬，李世民沒有選擇這樣做，說明他並不願意利用權力抹黑污蔑李建成。

或許正是在這種兩難境地之下，李世民才會索性選擇在墓碑上直接删去對李建成生平事蹟的記錄，而淡漠地記錄李建成的部分資訊。這樣一來，李世民就能够避免觸及“如何評估李建成”這一問題。可以說，這座不同尋常的墓碑，客觀地反映出李世民為人處事的管道與風格。

小結：

對於李世民來說，作為勝利者的他掌握了絕對的權力，可以對任何懷有敵意或是存在威脅的人隨意處置，但最終成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還是克制地使用了自己的權力。在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餘黨清算中，李世民“恰到好處”地穩固了自己的地位。

對於失敗者李建成，李世民原本可以為所欲為地對他進行攻擊與污蔑，但李世民沒有選擇極端的管道處理如何評估李建成的問題。從一座刻有55個字簡短記錄的墓碑，我們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為人，他最終選擇了對李建成的是非功過進行冷處理，這才有了一座“奇怪”的墓碑。

參考資料：《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

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聯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