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剛剛成立時，其實部分國土並沒有完全收復，還有些地方雖然名義上已經歸到了共產黨的統治下，但實際上並不完全由共產黨的政府說了算。尤其是像新疆這樣的邊境地區，因為少數民族眾多，管理起來更為複雜。

革命军剛剛進駐新疆時，橫在面前的第一大困難，就是吃飯問題。10萬人的軍隊，每天對糧食的消耗數量都是十分驚人的，而且革命军帶的糧食並不多，當時新疆的交通運輸也很不方便，解决吃飯問題迫在眉睫。

在這個關鍵時刻，甘祖昌將軍站了出來，在積極調查瞭解了新疆的具體情況後提出了合適的解決方案。這不是甘祖昌將軍第一次為黨和國家解决重要的軍需問題了，他在戰爭中雖然很少真刀真槍地上戰場，但卻為軍隊的後勤補給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抗日戰爭當中表現突出，為紅軍解决了基本的穿衣問題

在戰爭中，正面戰場上廝殺的軍人們當然十分重要，也值得欽佩，但我們也不應該忽視那些一直在後方努力為這些軍人的戰鬥提供保障的後勤人員。如果沒有這些後勤人員的付出，那戰士們就只能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地上戰場，連基本的生存都成問題，更別提打仗了。

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的甘祖昌，從小就吃苦耐勞，頗得鄉鄰好評，他的舅舅更是因為看好他，所以資助他去讀了一年的私塾，給了他識字的機會。

後來早期的共產黨組織到當地吸收成員，頗受好評的甘祖昌就這樣進入了當時當地共產黨主要負責人們的視野，他們看好甘祖昌的人品，所以主動吸納他先進入農民協會進行工作。

此時甘祖昌所在的地區最主要的工作並不是打仗，而是要保障後勤補給和完成土改的任務，所以甘祖昌從進入組織起就在幹這方面的工作。這也為他日後進入新疆時的工作奠定了基礎，為甘祖昌積累了不少的經驗。

土地革命時期，甘祖昌加入了共產黨，並隨著紅軍一起經歷了長征，在這個期間，甘祖昌負責過採購原料、製定過生產計畫、做過會計、幹過出納、管過糧食物資。可以這麼說，甘祖昌幾乎把後勤部門的活幹了個遍，對後勤的幾乎所有工作都做到了心中有數。

長征勝利後，甘祖昌所在的部隊進行了改編，他被任命為改編後部隊內的供給部軍需科科長，開始參與抗日戰爭。彼時共產黨腹背受敵，一邊要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掠奪，一邊還要承受國民黨方面軍隊的出爾反爾。

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國民黨軍隊幾乎沒有放弃過對紅軍進行封鎖的政策，這讓共產黨方面的後勤補給成為了一個老大難的問題。甘祖昌臨危受命，開始負責管理修械所、紡織廠、鞋襪廠等軍需工廠。

除了修械所以外的其他軍需工廠，都是除了名字什麼都沒有的情况。甘祖昌只好先組織籌辦了織布訓練班，從零開始一步一步地建設起後方的後勤部門。

為了讓戰友們都能穿上足够禦寒的軍衣，甘祖昌借來老鄉的土織布機，一點點自己琢磨出了適合的織布手法，並仿造了8臺織布機，從部隊借調了很多相關的科技人員，這才把紡織廠一點一點地建立了起來。

雖然紡織廠建起來了，但萬餘人的穿衣只靠這些人手和機器是不够的，之後，甘祖昌又組織了紡織廠的擴建工作，這才勉强能够供給全旅上下的穿衣需求。

初入新疆時十萬大軍無糧可吃，甘祖昌巧收羊毛解决問題

在抗日戰爭時期所面對的這些困難，對甘祖昌而言並不是最難解决的，因為那個時候人民群眾都站在共產黨這一邊，他在當地做什麼都有軍方和羣衆們的大力支持。

人心齊，泰山移，有了這些支持，甘祖昌想要完成自己的目標和任務，並不是什麼難事。但到了解放戰爭末期，甘祖昌隨著部隊進駐新疆後，他遭遇了一生中最難解决的問題和困難。

雖然共產黨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但是在新疆當地群眾眼裡，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差距並不大：都是官老爺和兵老爺而已。面對革命军的入駐，新疆群眾雖然沒有膽子表示反對，但是行為處事上處處透露著排斥的意思。

融入當地羣衆主要是政委和高層們該關心的問題，擺在甘祖昌面前的難題是：這種排斥帶來的軍需供給不足問題。那個時候新疆和外界交通不暢，糧草彈藥等軍需物品想要運過來十分困難，而且因為環境惡劣再加上國民黨殘部的騷擾，路上避免不了有不少損耗。

其他東西還好說，但糧食問題可是大問題，必須儘快解決，不然10萬大軍總不能餓著肚子硬挺吧？為了這件事，時任某兵團後勤部部長的甘祖昌愁壞了。

外部環境註定了依靠黨中央一直運輸物資進入新疆是個勞民傷財又用處不大的法子，所以甘祖昌看上了當地百姓手中的存糧。

在此之前，因為遠離內地主要戰場的緣故，新疆連續3年大豐收，當地百姓手裡都有不少存糧。而且新疆人民飲食豐富，對糧食的需求並不算太大，這些存糧放在手裡，只是圖個心安而已。

瞭解到這個情况後，甘祖昌開始設法同當地群眾溝通，希望能夠花錢買下他們手裡的糧食。但一開始，甘祖昌遭到了拒絕。在新疆人民眼裡，此時的共產黨和國民黨軍隊沒什麼區別，而他們之前和國民黨的相處經歷並不愉快。

甘祖昌幾經打聽才明白，新疆人民不願意把糧食賣給共產黨，是因為之前國民黨不收他們的羊毛，導致他們沒有錢買鹽和茶葉等生活用品，同時還經常拖欠他們的糧款不給。新疆人民不懂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有什麼區別，索性對待他們也採取一樣的態度。

瞭解到原因後，甘祖昌當即想到了解决問題的方法：他先是通過上級得到了蘇聯方面的幫助，先拿到了一部分的鹽和茶葉等生活用品。接著，甘祖昌拿著這些用品去和新疆當地的人民交換他們手裡的羊毛。

同時，甘祖昌還拿出錢去買下他們手裡的羊毛，這一舉動很快吸引了不少當地百姓的注意。

為新疆的建設勞心勞力，積極推動合作社的建立儲蓄財力

在初期交換之後，新疆人民很快就發現，自己在共產黨手裡換來的生活用品，竟然是國民黨的兩倍左右。這大大提升了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口碑，很多人紛紛主動拿出了多餘的糧食來和共產黨做交換，甘祖昌就這樣籌到了一大筆糧食。

因為打下了良好的口碑，在甘祖昌的努力下，革命军很快在當地形成了和新疆人民之間互濟互助的良性迴圈，靠著和新疆人民之間的持續交換，糧食問題得到了徹底性的解决。

吃飽飯的問題不需要操心了，閑不下來的甘祖昌又開始琢磨另一個問題：如何發展新疆的經濟？

常年不受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重視的新疆地區，經濟發展十分落後，同時受國民政府統治時內地通貨膨脹的波及，物價飛漲。二者相加，新疆地方上的經濟負擔特別重。

甘祖昌看在眼裡急在心裡，為了不給新疆地方增添負擔，他不得不每個月坐飛機往返北京和新疆一次，把黨中央撥給當地軍方的銀元帶回來。建國初期，黨中央在經濟上並不寬裕，清楚這一情況的甘祖昌每次到北京拿銀元時，都忍不住愧疚和自責。

為了改變這一情況，甘祖昌帶領所屬部隊的官兵們大力開荒，想辦法提高當地的收入。但是只靠蠻力種地是賺不了多少錢的，甘祖昌所屬部隊的代理司令員兼代理政委王震提出了建立“軍人合作社”的想法。

這個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甘祖昌的大力支持和積極推動實行，很快，“軍人合作社”就建了起來。

對於“軍人合作社”的未來發展方向，王震有一個很明確的思路：“這就是靠大家省吃儉用，把節餘下的錢存入合作社。一個人存一點，人多了，存的錢也就會積少成多。我們拿這些錢就可以買機器辦工廠。”

這個思路得到了甘祖昌的絕對贊同，但是當地軍民對此的興致並不高。理由也很簡單：合作社內公股占比高達九成，個人的占比太少，即便賺了錢，個人分到的部分也太少了，根本無法大力調動群眾的積極性。

意識到問題所在後，甘祖昌提出了實行公私兼顧的原則，將四成的紅利讓給個人，其餘留給部隊。這樣一來，不僅大大提升了群眾的積極自主性，同時囙此而新增的利潤也能實現部隊自給自足。

很快，新疆各地紛紛建起了“軍人合作社”或者生產合作社，在甘祖昌的帶領下，“軍人合作社”在整個新疆內形成了網絡。甘祖昌等人還為此製定了不少規章制度，儘量避免了很多制度問題可能帶來的管理問題。

身負重傷後申請回到家鄉，為祖國新農村的建設貢獻力量

儘管甘祖昌等人已經為新疆的建設開創了極好的局面，但甘祖昌對此並不滿意，他總覺得自己為黨和國家做得還不够多，自己還可以再做些別的什麼。

然而現實給了他迎頭一擊，讓他的軍旅生涯不得不提前結束了。

1951年，甘祖昌在工作途中出了車禍，頭部受了重傷，留下了嚴重的腦震盪後遺症。後經調查，證實這場車禍是因為國民黨特務提前毀壞了甘祖昌所乘吉普車經過的橋樑，但因為被大雪覆蓋，司機一開始並沒有發現异常。

事後不久，甘祖昌就主動請求調離了新疆。不是他不想留下，而是當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非常差了，腦震盪的後遺症遲遲不好，他深感自己繼續留在這個位置上是在浪費國家的資源。所以甘祖昌提出申請，想要回到家鄉為新農村的建設做貢獻。

一開始，甘祖昌的申請並沒有得到同意，因為組織上並不想讓他回到農村去“吃苦”，而是希望他能留在當地的療養院好好養傷。但在甘祖昌的堅持下，最後組織還是同意了他的申請，甘祖昌很快帶著一家老小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回鄉後的甘祖昌並沒有閑下來好好養傷，而是不停地參與到修水庫、建電站、架橋樑、改造紅壤田等活動中去，積極地為家鄉新農村的建設做貢獻。

回到農村後的甘祖昌，每個月都有高額的終身俸可領，但他的日子一直過得很拮据，與之相對應的，是他對家鄉建設和困難家庭的出手闊綽。甘祖昌家鄉的很多基礎設施，都有甘祖昌親力親為的付出或金錢上的支持。

在甘祖昌的家鄉，有一個叫劉海清的青年，他自小多病，無法自主站立，父親又有肝病，家裡過得十分艱辛。得知此事後，甘祖昌四處替他求醫問藥。後來劉海清的腿被醫生宣判了“死刑”，甘祖昌就幫他學科技，鼓勵他在精神上“站”起來。

不久之後，劉海清的父親肝病復發，還是甘祖昌直接打電話給縣醫院，將劉海清父親的醫藥費記在了自己的名下。劉海清父親做完手術後，甘祖昌還親自去醫院照顧了他九天九夜。

他對家鄉人民的博愛，不是口頭上說說而已。老一輩革命人的特點，就是真切地把人民當作自己的子女去愛護，同時不計較個人得失，竭盡全力為社會做貢獻。那個時候的革命者，是發自內心地熱愛自己用血汗打拼下來的事業和社會主義的。

1986年，甘祖昌積勞成疾，再加上曾經受過重傷，最終因病去世，享年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