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疫情之後，中國疾控系統改革已箭在弦上

文|《財經》記者辛穎信娜

編輯|王小

新成立的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下稱“國家疾控局”）掛牌不到一個月，工作組人員已經緊急奔赴廣州、安徽、遼寧，參與應對當地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2021年6月4日，事關國家疾控局發展的“三定”方案尚未公佈。所謂“三定”，即主要職責、內設機构、人員編制和領導職數，這三大塊都還沒確定。

一比特知情人士透露，現時已經有一個國家層面的初步的“三定”方案，還在討論。

在經歷2020年武漢新冠肺炎疫情之後，業內對疾控系統改革的呼聲更高了，期待就是：理順管理體制、加强職能職責。

此前的中國疾病預防體系，主要負責的是國家衛健委中國疾病控制中心（CDC）和國家衛健委內設機构“疾病預防控制局”。中國CDC在各省設有地方疾控中心，衛健委疾控局則直管各地衛健委疾控處。

新局成立後，一直負責疫苗、各類傳染病防控的中國疾控中心和衛健委疾控局將直面改革。“中國疾控中心肯定會被併入到國家疾控局下管理。”一比特疾控系統內部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

同時，“原來國家衛健委內設的疾控局，可能下一步就會和國家疾控局綜合在一塊。”一比特衛健系統官員介紹，“三定”方案沒出，後續改革要一點一點地推進，落到具體人員的變動還需要時間。

面對即將到來的大調整，不僅各地衛健、疾控系統人員，相關的疫苗、醫療信息化等企業，也迫切地想知道對自己會有何影響。

這個新局將承擔起中國疾控大任。未來，它是否能主導建立起一道牢靠的防疫大壩？

先把領導班子搭起來

國家疾控局在2021年5月13日正式掛牌，是隸屬國家衛健委管理的副部級組織，與中醫藥管理局類似。

由王賀勝任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常繼樂、沈洪兵、孫陽為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長。

王賀勝學醫出身，原是國家衛健委副主任、黨組成員。他作為“救火隊長”，在2020年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被緊急任命兼任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衛健委黨組書記、主任，直到2020年7月卸任湖北省衛建委主任一職。

公開報導顯示，2020年1月24日，王賀勝曾帶領前方工作組在武漢紅十字會醫院部署救治工作並看望醫務人員，1月26日，聯勤保障部隊首批防疫物資運抵漢口火車站，他在現場交接的負責人之列。

在2020年2月15日，王賀勝在國新辦湖北武漢舉行新聞發佈會上稱，疫情防控到了最關鍵階段，現時工作已經下沉至社區，確保不出現第二個“武漢”。

王賀勝的武漢抗疫經歷無疑是加分項。

此次武漢疫情期間，因疾控部門與醫院的溝通不暢，一度引發質疑，這也是中國疾控體系的沉屙。

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在去年公開表示，要創新醫防結合的機制，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的體系和醫療救治的體系，在機制上打通，實現人員通、信息通、資源通。

疾控系統的改革，必然要在和公立醫院的合作通道上用力。而王賀勝曾首長醫政醫管，具備和公立衛生系統打交道的經驗。

就在王賀勝出任局長的消息公佈不久，一比特地方疾控人士的手機就彈出了一個新的消息：國家成立疾控局，撤銷疾控中心、國家衛健委疾控局、衛生監督所，進行合併管理。新局實行參公管理，科技型公務員，另一方面，下屬公共衛生研究院，由疾控中心部分實驗室進行基礎公共衛生研究。

按這位地方疾控人士收到的資訊看，省改革參照國家，市級疾控中心和區縣疾控中心直接合併成立疾控局，不下設公共衛生研究院。

不過，在國家層面“三定”方案還未出時。福建省疾控系統的改革已經行動起來，改革直達縣一級。

5月24日，福建省發文，明確將組建省級疾病預防控制局，依託同級衛健部門設置市、縣級疾病預防控制局。

“計畫在上半年確定領導班子，疾控局局長等人員到位。”一比特福建省衛健委工作人員向《財經》記者介紹，具體怎麼改、如何協調與衛健委、疾控中心的工作還沒定，要慢慢推進。

接下來，福建的疾控改革分為關鍵幾步：推進各級疾控中心標準化建設，確定各級疾控中心核編比例，完善新發傳染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監測報告機制，建立多管道監測預警和風險評估制度。

同時，為了能够讓疾控改革和衛生系統協同，也提出：要優化疾控機構設置與職能配置，建立保障與激勵相結合的運行機制，健全公共衛生醫師制度。

儘管新局成立在業內早有風聲，上述地方疾控人士稱，最初是說由國家衛健委出方案，後來改由深改委製定，今年3月剛剛完成了在各省疾控的調查。

然而，除了福建，大部分地方還都在等國家局的三定方案先出來。上述地方疾控人士在收到上述那條“定了的方案”資訊之後，省裡並沒有新的動靜。

多地疾控中心的負責人都告訴《財經》記者，“地方沒有進展，要先看國家層面怎麼改。”

疾控體系合二為一

5月16日，國家疾控局掛牌三天后，副局長孫陽就和工作組被派往安徽，應對六安市和合肥市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孫陽此前歷任原國家衛生計生委藥政司副司長、國家衛健委衛生應急辦（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指揮中心）主任、原國家衛計委醫管中心主任、中日友好醫院院長，對多個業務條線熟悉。

到達安徽後，工作組先後調研了定點醫院、疾控中心、管控社區等地指導流調溯源，同時還負責核酸檢測、社區防控、醫療救治和院感防控等。

這些工作，在以往的疫情應對中可能需要多個部門配合，由疾控中心進行技術支援，衛健委疾控局負責政策調整和資訊發佈，還有一些行政職能分散在應急、醫政醫管等部門。

在2019年12月底到2020年1月中旬，武漢疫情發生初期，張繼先醫生是新冠肺炎疫情上報第一人。

她當時在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當主任，因2019年12月26日連續接診數個症狀相似的病人，且均排除了已知常見病原體感染，開始警覺。

張繼先在向醫院領導彙報後，醫院隨即口頭上報給武漢市江漢區疾控中心。兩天后，她再度接診了數位相似病人，後經所在醫院組織專家會診後，直接向湖北省衛健委疾控處、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報告。

和張繼先一樣，很多醫院發現可疑患者後，均直接報給當地疾控中心或者衛健委疾控局，資訊只在同一層級流動，未上傳到可直達國家疾控中心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中國疾控中心主任是從網上獲知武漢發生疫情的消息。

中國最早的傳染病防控體系是效仿前蘇聯的模式，從1953年開始建立了從省到地市、縣的衛生防疫站。到2000年，經改革後，成立了兩條線並行。

支撐疾病防控“金字塔”就是兩條主線並行，最底層是各地公共衛生機构中的疾控專員。

一條主線是疾控中心體系，即中國CDC，為國家衛健委直屬事業單位；另一條主線是國家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局。

對此，國家疾控中心首任主任、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李立明曾發表文章指出，現時中國機構設置及行政規範都是以部門分隔設立，各地均以國家衛生行政部門的設定安排，從上到下以條線執行。醫療、疾控和基層行政管理部門各自為戰。

中國CDC是從原衛生部被劃分出來，在2002年1月正式成立，當時在衛生防疫站的基礎上，組建起各級疾控中心和衛生監督所。

CDC為公益一類事業單位，職能定位是技術指導支撐，沒有行政管理和獨立決策權力。比如監督執法這類行政職能，由各地衛健委下屬衛生監督執法局擔當。

另一條主線是疾控局體系。頂層是國家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局，下有各地方衛健委的疾控處。國家衛健委疾控局下設10個處，包括傳染病防控處、免疫規劃處、愛滋病防控處、結核病防控處等。

主要職責是，擬訂重大疾病防治規劃、國家免疫規劃、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衛生問題的干預措施並組織實施，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承擔傳染病疫情資訊發佈工作。

從衛健系統人士透露的資訊看，新局將合併疾控中心、衛健委疾控局、衛生監督所。目標是統一調配資源，抵禦各類傳染性流行疾病。

現任國家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為常繼樂。按4月28日人社部官網資訊顯示，常繼樂也是新成立的國家疾控局副局長。

有衛健系統人士也將此次新成立的疾病預防控制局，視為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升格”。

疾控人的待遇會變嗎？

“三定”方案雖未公佈，從趨勢看之前的“雙線並行”疾控體系將被打破，那麼數萬疾控人將何去何從？

現有人員的調整方案還未正式公佈。不過，在去年武漢戰疫一線的國家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在6月3日向《財經》記者證實，他已調任中華預防醫學會秘書長。

2019年中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資料顯示，有疾控中心3403個，有18.8萬人。

近年來，全國疾控衛生科技人員在流失。北京協和醫學院衛生健康管理政策學院執行院長劉遠立此前分析，國家統計資料顯示，2009年至2017年，全國疾控衛技人員數量下降4.27%，减少了6336人。

疾控系統人士普遍認為，造成人才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薪酬待遇與崗位不相匹配。

衛健委疾控局體系的工作人員為公務員，疾控中心體系人員屬於事業編。自事業單位實行績效工資總量控制，特別是2017年4月1日取消行政事業收費之後，近年來，幾乎所有疾控中心系統收費自留技術服務項目都被取消，收入完全靠財政支持，但是各地財政水准不同，常出現財政補償不足的情况。

2018年，人社部發文要擴大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試點，明確提出“允許醫療衛生機构突破現行事業單位薪水調控水准，允許醫療服務收入扣除成本並按規定選取各項基金後主要用於人員獎勵”。但疾控系統並不在這一“福利”體系中。

李立明也在文章中介紹，在“兩個允許”之後，公立醫院人均績效工資是普通事業單位的1.8倍－3倍，基層醫療衛生機构則為1倍－1.35倍，有些地區達到2.5倍。

“同樣是高級職稱，我的工資水準可能只是醫院醫生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如果是科室主任那就更沒有辦法比了。”一比特省級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說。

未來如果順利併入新局，疾控人的待遇是否能有所改變？

上述國家衛健系統官員分析，“疾控中心，作為一個技術支援組織，肯定會越來越受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