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絲帶學校首批愛滋病大學生畢業之後:有人成為職員有人考取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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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夢裏,她在愛滋病房接受治療,房間裏放著棺材,逝去的親人跟她說,“你要好好的,你的家人很疼愛你的”。直到2017年,包括小樹在內的16名紅絲帶學校畢業生參加了高考。有的成為了辦公室裏的公司職員,有的考取了研究生繼續學業,還有的則回到了紅絲帶學校,以老師的身份教導弟弟妹妹們,該如何擁抱這個世界。5月下旬,第十届“國際愛滋病反歧視午餐日”在紅絲帶學校舉辦。

記者/張帆

編輯/劉汨

9歲的時候,小樹夜裡做了一個夢。夢裏,她在愛滋病房接受治療,房間裏放著棺材,逝去的親人跟她說,“你要好好的,你的家人很疼愛你的”。第二天醒來,她把親人的外貌描述給奶奶,奶奶告訴她,夢境是真的。

“這代表著,雖然我生病了,但是還是有很多人愛我”,之後的很多年,小樹的夢境確實應驗了,她進入了山西紅絲帶學校,在這座專門為愛滋病患兒搭建的“烏托邦”裏,得到了足够多的呵護。

直到2017年,包括小樹在內的16名紅絲帶學校畢業生參加了高考。不只外界的質疑,校長郭小平也在擔心,移出“溫室”的孩子們,會不會遭遇水土不服。

所幸各種擔心並沒有變成現實,四年過去,16名畢業生像大多數同齡人一樣,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軌跡。有的成為了辦公室裏的公司職員,有的考取了研究生繼續學業,還有的則回到了紅絲帶學校,以老師的身份教導弟弟妹妹們,該如何擁抱這個世界。

畢業

我在臨汾市紅絲帶學校見到了女孩小樹,她在去年回到母校,完成了從“學生”到“老師”的身份轉變,開始擔任這裡的團支部書記。

小樹大學學的是數字媒體,從選擇專業的時候,她就要考慮得更多,除了自己的興趣和特長,那些將來可能有嚴格體檢要求的職業都被剔除,“比如當老師,肯定體檢是要查這個的”,那會暴露小樹愛滋病感染者的身份。

小樹告訴我,對於她來說,找到工作並不算困難,但是和同事們相處讓她覺得有些麻煩。她曾工作過的一家互聯網公司,經常要加班到晚上9點。“我9點要吃藥,我跟同事辦公桌離得很近,我吃藥時他們都能看到,然後他們就會不停地問我,你吃的什麼藥,我不想說這件事情,就覺得很煩。”

她最後選擇了回到紅絲帶學校工作,主要負責記錄孩子們服用抗病毒藥物的情况、跟藥廠溝通,以及與外界合作策劃各類活動。

5月下旬,第十届“國際愛滋病反歧視午餐日”在紅絲帶學校舉辦。從第一届活動開始,小樹只有兩届沒有參加。今年的活動舉辦前,小樹需要負責把學弟學妹們組織起來,排練出三個歌舞和朗誦節目。

我跟小樹的採訪在一樓進行。間隙,一個小女孩從二樓的排練室跑下來,小樹和她簡單聊了聊排練的情况,儘管小樹再回學校已經是老師的身份,但小女孩還是習慣叫小樹“姐姐”。

2017年,包括小樹在內,紅絲帶學校16名畢業生參加了高考,之後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系。16個人組建了一個微信群,五一、國慶會約著出去玩。有人要準備考研,晚上看書學習,其他人會線上陪著。

“不管你多久不找他們,在你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還是會在那裡。假如說我最近沒有錢了,不管向誰開口,都不會有什麼顧慮。”小樹告訴我。

16個孩子放假時總會回紅絲帶學校看看,但已經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他們中有12個人已經開始工作,從工廠員工到公司職員,從事著各不相同的職業。剩下的繼續著學業,有的實現了專升本的目標,有的考取了研究生。

家人

21世紀初,國內首批愛滋病感染者的後代降臨人世,母嬰傳播使他們也成為了感染者,臨汾傳染病醫院接收了一批小患者,時任醫院院長的郭小平從那時便開始接觸愛滋病患兒。

為了讓孩子們擁有受教育的機會,郭小平在病區成立了愛心小課堂,組織醫護人員輪流上課教孩子們讀書、寫字。2006年,愛心小課堂變成了紅絲帶學校,為愛滋病患兒提供教學和食宿,郭小平兼任校長。

2011年,紅絲帶學校被正式納入國家義務教育行列。2015年,郭小平辭去所擔任的臨汾市傳染病等三家醫院院長職務,專職擔任紅絲帶學校的校長。

在學校,孩子們不管郭小平叫“校長”,而是叫“伯伯”;不管生活老師劉麗萍叫“老師”,而是叫“阿姨”;年齡小的孩子,則管小樹叫“姐姐”。劉麗萍說,“其實這個稱呼裡邊,已經把家庭跟學校分開了,我們這一半就是家庭”。

在家庭和學校之間,該怎麼平衡嚴厲與呵護,劉麗萍衝突了十幾年,“尤其對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你得給他愛,但如果度把握不住的話,被呵護得太好,你又害怕他到社會上經不起風吹雨打,像溫室裏的花朵一樣。”

當年16個孩子離開學校以後,劉麗萍還是牽掛,但也知道到了該放手的時候,除了鼓勵,更多是提醒,“天熱了你多喝點水,天冷了你趕快加衣服”。

小馬在紅絲帶學校讀書時,曾和劉麗萍一起參演過一部愛滋病題材的電影,當時還拍過一部幕後故事的紀錄片,記錄了小馬的家庭生活,吃飯時,父親、繼母、小馬圍坐一桌,繼母對小馬從鍋裏夾菜心有芥蒂。

當初,小馬父親跟繼母結婚時,沒說小馬感染者的身份。吃藥的時候,小馬都是背著繼母。終於有天被繼母發現,繼母拿著藥瓶包裝去找丈夫,兩人大吵一架。小馬父親拿來檢查報告給妻子,證明自己不是感染者,但小馬從此成了兩人間的一個心結。在紅絲帶學校上學時,每到寒假,回家就成了小馬很痛苦的事。

上了大學後,有一次放假,小馬回到家跟繼母吵了架,哭著給劉麗萍打電話。劉麗萍安慰他,教他嘗試站在繼母的角度去理解對方。“小馬是個比較內向的孩子,一開始會逃避問題,後來就知道這個關係該怎麼去處理了。

再後來有次放假,小馬告訴劉麗萍,自己正在給家裡人做飯,“你做飯他們都吃了,這證明他們接受你了”。還有次過春節的時候,小馬在和劉麗萍聯系時,習慣著稱呼繼母“我媽”,“這不也挺好,最起碼他能叫出媽來了”。

還有些問題,劉麗萍也開解不了太多,只能靠孩子們在磕碰中成長。因為服藥的原因,畢業生小虎的腿出了問題,走路一瘸一拐。在大學,不管是回宿舍還是去教室,要是人太多,電梯根本擠不上去,只能從一樓爬上去;有時進商店買東西,因為走路姿態的問題,他也被人誤解成小偷或者乞丐。

那一陣,小虎在準備專升本的考試。每天晚上看書學習時,眼淚會止不住的往下掉。他問自己,“我就算考上了博士,又有啥用”。他情緒常常崩潰,跟劉麗萍打電話,有幾次說“想退學”,還有幾次說“想自殺”。劉麗萍理解他,“病毒藏在血液裏別人看不到,但肢體不便是會表露出來的,別人異樣的眼光傷了他的自尊”。

深感學習改變不了眼下的窘境,小虎選擇了先工作。他在北京一家招聘公司實習,業務通過一部電話就可以完成,按招到的人數拿提成,生活終於有了改觀。

現在,小虎白天在一家教育機構工作,晚上做直播,也拍短視頻,主題跟心理學相關。他的目標很清晰:掙够做手術的錢,先治好腿,然後過想過的生活。

嚮往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小虎向我描述:他想去野營,去山區或民宿度假,晚上吃燒烤。他聽說海南有一個“特別好”的飯店,5A級的,裡面有游泳池,還能划船。他還想去古老的山洞探險;想去潜水,像魚一樣,看海底世界;或者去跳傘,像鳥一樣,看天空之城。“如果這些東西你都能慢慢的去體驗,我相信,就像有句話說的,‘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

小虎曾遇到過特別喜歡的女孩,也嚮往過兩個人能在一起,一起組建家庭。但現實沒那麼圓滿,他跟自己說,其實不用得到,只是單純喜歡就行了。“至少不會痛苦。達不到的目的,當下沒有任何辦法解决,就先放下它,可以換一種辦法讓自己開心。有時候快樂和幸福就是當下的事情。”

如果有餘力,小虎還想做慈善。因為曾得到過陌生人的善意和幫助。例如,臨汾一家婚紗攝影店的老闆,曾送小虎去北京上大學,小虎畢業後,他還提出讓小虎去他的公司上班,順帶照顧小虎的生活。

“我特別想成為他們這樣的人。我嘗試過幫助別人,確實是很開心的事”,小虎舉了個很小的例子,他在公共場所搭乘電梯,要是人比較多,他會幫別人攔一下電梯門,那之後得到的感激也會讓他開心。

懂事

當年16個畢業走出紅絲帶學校的時候,校長郭小平最擔心他們感染者的身份會暴露,進而遭遇歧視。

以當下高考體檢的項目,並不涉及愛滋病。孩子們在紅絲帶學校時已經熟知了愛滋病的傳播途徑,能够保護好自己和其他人,至於是否告知其他人自己感染者的身份,“主動權”都在他們自己手裡。

在太原上大學時,小樹的宿舍總共住了7個人。剛開學,趕上學校文宣愛滋病的相關情况。回到宿舍,小樹問舍友,你們參加了宣傳部的防艾活動了嗎?舍友說,不參加,那個太可怕了。感知到了舍友內心的恐懼和抵觸,小樹打消了向她們透露感染者身份的念頭。

“那怎麼跟大家解釋吃藥的事?”

小樹說,“因為我長得比較瘦嘛,我就跟他們說,我從小就缺少一種維他命”。

國慶假期的時候,小樹沒有回家,去了對床的女孩家玩,女孩每天都提醒小樹吃藥,還給她做發膜。女孩家是開小賣部的,她還給小樹拿了很多好吃的。“我感覺我要對人家負責任,就想告訴她,但也不能直接告訴她”。

有次,學生會來宿舍檢查,小樹不在,對床的女孩幫她疊好了被子。那天,小樹的藥瓶剛好放在枕頭旁邊,包裝沒撕。剛入學時,小樹都會把藥瓶藏好,後來慢慢放鬆了,就直接放在枕頭旁邊。小樹覺得對床的女孩可能發現了藥瓶,如果女孩起了疑,去網上查藥品的名字,感染者的身份就暴露了。

小樹找了個機會,小心地問她,如果有一天我得了愛滋病,你會怎麼辦?女孩說,如果你得了愛滋病,我也不會嫌弃你的。小樹一下子哭了。

畢業生小玉也一直在儘量隱藏著自己感染者的身份,她來臨汾紅絲帶學校時是初一,她告訴以前的同學們,自己要去北京上學了,還為此辦了一個北京的手機號碼。小玉性格外向,愛玩,喜歡交朋友,每個星期天都要跟過去的同學通話。

後來,小玉還是向老同學們說出了感染者的身份,大家的反應出乎她的意料,“其實我們早知道你是這個情况了,只是沒在你跟前說起過。”

小玉後來說起這段經歷,抱著劉麗萍哭了。劉麗萍問她,你的眼淚是為了自己的委屈而流,還是你覺得他們在接納你?小玉說,都有。又說,感覺到了從沒有過的輕鬆。

上大學之前,小玉意識到,或許走出“溫室”,自己要面臨更大的挑戰。她曾夢到自己剛進大學宿舍,舍友就認出了她的面孔,大家集體拉行李箱走出去了。她還夢到過,吃飯的時候,自己坐的餐桌附近沒人敢坐;走在大街上,別人都斜著眼睛看她。

到了大學,小玉繼續選擇了隱瞞,她在宿舍跟劉麗萍視頻,只有戴上耳機時,倆人才開始聊些關於看病吃藥的事情。軍訓的時候,她忘記帶抗病毒藥物,怕請假回去不被允許,才向校長透露了自己身體的情况。

有些包容接納依然只存在於紅絲帶學校裏。回學校參加工作以後,小樹最開心的一件事,是一比特一起工作的同事姐姐,在吃飯時直接夾起了她碗裏的食物,“就是吃了我吃過的東西,很不一樣的感覺。過去很久了,但是我一直記得”。

我問她,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可以和你的閨蜜同吃一個雪糕,但是我們除了和我們一樣的人可以同吃一個雪糕,和其他人就不可以。我知道別人都是怕我的,我知道這個(感染者身份)不能給別人說”。小樹說,這也是紅絲帶學校這些年教給他們的東西,很懂事,特別為別人考慮,“但在和別人相處時,內心還有一點點說不出來的渴望,我很難描述那種感覺”。

幸福

小樹現在的男朋友,是她在紅絲帶學校的同學。在校時,兩人悄悄談起了戀愛,“其實劉阿姨知道”,小樹告訴我。畢業後,她和男友都考上了大學,在同一座城市的對角線,“每次都是他來找我,他對我挺好的”。

兩人像普通情侶一樣相處。因為都是感染者,又是多年的同學,對彼此的情况熟悉,他們一塊去逛街吃飯,沒有“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的親昵,但都覺得舒服、自然。

有很多小細節能讓小樹感受到安全感。例如,他倆開車去銀行辦事,男孩會把車停好,再陪小樹一起進去,“他知道我很獨立,但還是會和我一起去”。再比如,小樹有賴床的習慣,她沒起床的這段時間,男孩就已經把飯做好了。

也有鬧矛盾的時候。小樹覺得,“動手做的禮物比花錢買得更真心”,但是男孩有點“老古董”,只懂得給她發紅包,讓她自己去買。小樹覺得這樣少了點浪漫,為此跟他吵過架。後來她又想通了,“他這一方面不足就是需要我來給補上的”。

兩人計畫明年就結婚了。原本,劉麗萍想讓小樹男朋友跟她一起,畢業後回校工作。但是男孩說,自己還年輕,身體狀況又不錯,想去南方闖蕩闖蕩。

劉麗萍告訴男孩,“我很支持你,因為畢竟你就要負起家庭的責任了。如果你在南方發展的好了,你可以把小樹也帶走,兩個人將來在一起工作、定居,都是沒問題的。”

劉麗萍想起來了她第一次見到小樹時的情景。那是2005年,劉麗萍自己也剛確診感染愛滋病,在臨汾一家醫院的走廊裏,她看到一個胖嘟嘟的女孩穿著病號服、正望著自己。

那時的小樹也正在最艱難的時候,發病之後,老家的同學指著她說,你是愛滋病,朝她吐吐沫。直到後來,小樹來到紅絲帶學校,開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如今小樹告訴我,她期待未來能回村裡辦場婚禮,“生活必須得有儀式感才會幸福”。

對話校長:“希望孩子們能有更强大的內心”

深一度:我跟小樹他們幾個孩子聊過後,能感受到他們身上有種“懂事”的成分在,但他們的年齡並不大。

郭小平:對,因為他們比其他孩子成熟得早,他們離開父母早。小樹基本上是六七歲就她一個人了,另外一個回學校工作的學生小沙也是,他家裡面什麼人都沒有了,他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哥哥都去世了,再加上自己身體不太好,不僅僅有愛滋病,肺也不好,走路總氣喘,所以說他是成熟得比較早。

小沙的思維不錯,是一個很有想法的孩子。但是苦於他這種身體和家庭狀況,畢業以後,工作也不好找。最後沒辦法,我說你乾脆回學校吧,幫助我們幹點啥。

小沙心裡面裝的事挺多的,就是不願意說出來。比如說,將來成家的問題,他得考慮。再一個,他在這個學校也感覺到有壓力,因為他畢竟不是老師,在學校他感覺到長久不了,而且我們這種學校能有多長時間,我心裡面都沒數。

所以我就想,那就慢慢適應,有一天有什麼機會,能給他找一份比較適合他的工作。社會一天天在發展,一天天在變化,誰也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樣子。

深一度:您在2017年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孩子們在學校裏像在溫室,但是走出溫室之後是什麼樣的,您心裡是沒底的。當時這種擔憂是出於哪些方面?

郭小平:擔憂主要是,第一,他們有這種病,歧視的問題是一定會存在的。比如說你的同事和老闆知道了,怎麼辦?怎麼對待這件事?咱們心裡面沒底。

另外,他們這批孩子是咱們中國第一批的二代愛滋病感染兒童。他們的母親是感染者,他們也生下來就是這病。怎麼對待這批二代愛滋病感染者,咱們國家還沒有經驗,不光咱們,全人類都沒有經驗。

所以我一直很關注著畢業的這些孩子,就想著能否找到一種辦法去幫助他們,讓他們能够生活有著落,將來家庭有保障,心裡面很陽光。

深一度:孩子們上大學之後,社會的包容度怎麼樣,包括找工作的過程受到影響了麼?

郭小平:他們上大學的時候,我是沒有抱現在這麼好的心態的。當時我就是說,咱們瞞一天算一天,只要瞞著別讓別人知道,就能上學了。上學完了以後,咱先找到工作,其他事再一步一步說。

但是實踐證明,現在社會的包容度遠遠比我想得要高。很多孩子在大學裡面,周圍的同學是知道他感染者身份的,大家都沒有點破而已。為什麼沒有說破,大家給自己一點面子,給自己一點空間,也給他一種保護,包括對他隱私的保護,包括對他心理上的保護。這說明一點,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逐漸在成熟,這種包容度逐漸在提高。但是你要讓大家完全去包容,從心裡面去包容,我覺得這還需要時間。

找工作上現時沒有什麼影響,一些工作單位不查這一項,不是我的擔憂沒出現,是因為他們在社會上沒有暴露。如果暴露了會發生什麼狀況,我就不知道了。

在他們準備去上大學的時候,我也在跟他們反復講,怎麼去保護自己,怎麼去吃藥。

深一度:方方面面都在改變?

郭小平:是的,包括我們自己也在改變。小樹他們是我們這裡的第一批孩子,我們最開始的心態是,能讓孩子們活著就好。現在這批孩子,不僅要活著,還要活得好。比如說在治療方面,過去我們用的藥能活著就行,現在我們用藥追求的,一個是方便服用,再一個是副作用小。

在教育方面,過去我們是差不多就行了。但現在不是這樣,我們現在力爭能够給孩子一種新的教育方法,比如說我們教孩子電腦,教他們去“創客”,比如說手工做一些東西,包括帶他們出去旅遊。

生活方面,過去我就想著別人給個舊衣服,給孩子穿上就行,冬天不冷、夏天不熱就行。現在我不了,現在我就想要給孩子穿新衣服,這是一個變化。再一個我要讓孩子衣服還要穿得好一些,靚一些。特別是女孩,我要讓她時尚一些。過去那些女孩到了十三四歲以後,就自己給自己化妝,我還是很反對的。現在有時候我還專門逗她,我說今天怎麼弄得不漂亮了。

深一度:以前為什麼反對女孩化妝?

郭小平:因為我覺得你一個孩子你化什麼妝。我也在轉變。過去,就是讓孩子們活著,學點東西。到現在,要活好,吃好,還要時尚一點。也不是說現在我們要浪費要奢侈,但是我想著現在咱們國家的條件好了,幫助咱們的人多了,咱們應該讓孩子從小培養一種心態,他心裡面是高貴的,不要讓他的心裡面老是低賤的。

我這麼多年一直在想,咱們這個社會,在幫助這些弱勢人群的時候,把他幫到什麼程度?讓他有吃有穿就好了嗎?我覺得過去可能是這樣,但我們中國發展到今天,大家的生活物質都這麼富裕的情况下,怎麼去教育這些孩子?我經常在想,這個度怎麼把握。

就比如說孩子在使用手機方面,社會上的孩子可能到十二三歲都有了,我們這些孩子能有嗎?如果有了,可能有些人說,他們都有手機了,他們還缺什麼呢?但反過來說,社會上的孩子都有了,他們怎麼能沒有呢?所以我總認為,應該把他們像普通的孩子一樣去養,普通的孩子有什麼,他們也應該有什麼。

深一度:這16個孩子畢業離開學校之後,您還能繼續幫到他們些什麼?

郭小平:我更多是在他們最重要的時候點撥一下。我們微信上一直聯系著,在他們碰到有些困難的時候,我會鼓勵一下。因為這些孩子畢竟從小就和我在一起,我看著他們長大的,他們又大多沒有親人,所以還比較聽我的話。

我不會說得太多,怕誤導孩子,只在有些關鍵的時候說那麼幾句。比如在談對象的時候,我會鼓勵他,應該去談對象,但同時我也跟他說,怎麼保護好自己,保護好別人。

總得來說,我希望我們這裡的孩子內心能够更强大一些。他們不像大部分同齡人,在家庭的支持下,沒有那麼大壓力。他們結婚的時候沒有家裡面給買房子、買車,工作以後收入不理想,也沒有家庭的支撐。所以這種東西逼著他們必須强大。

除了家庭支撐,還有身體的問題。你是個帶病毒的,到了社會就還要面對歧視,這些東西也導致他們必須强大。你必須承認你跟人家普通孩子是不一樣的,你內心不强大的話,你怎麼去抵抗這些東西?從小我就跟他們講,你必須接受這個事實,你不接受事實,就想著我沒病毒,不可能。

深一度:之前對紅絲帶學校的模式,一直有種爭議,覺得這裡的環境太像“溫室”了,並不利於孩子的成長。結合現在第一批畢業生的情况,你是怎麼看這種爭議的?

郭小平:這個學校給了他們一個自然而然接受自己感染者身份的過程。他們來紅絲帶學校時候,大多六七歲,什麼都不懂,慢慢他們就知道了,自然轉變的。社會上之所以有一些感染者自暴自弃,我覺得是因為他們知道得太晚,比如說有些人上大學期間感染,他突然要面對的壓力太大。我們這些孩子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去消除這些壓力。

在這個學校,我們把這些孩子保護起來了,讓他們在幼小的時候,在沒有成年以前,不受到外界的打擊,包括社會歧視、家庭歧視。這樣能够保證,等到他們成年以後,既有强大的心理能力,也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一個六七歲的孩子是沒法獨自面對這些的,首先,每天的吃藥怎麼解决?你像我們孩子,在學校是統一吃藥,保證藥物的依從性。這個物質基礎的前提下,我們給孩子注入了更多的東西。正常的文化課一定要上。但不僅僅是數理化這些東西,我們注入更多的是一種善良的教育。

我從小讓他們知道好多東西,比如說過斑馬線怎麼過,包括我們吃自助餐的時候,打飯的時候讓一下別人,包括不要隨便亂扔垃圾這些細節。我們一點一點在培養教育他們,從小不去做的事長大了自然就不會做。

深一度:您剛剛提到,擔心他們因為沒有家庭的支撐和社會歧視,在進入社會後遭遇困難。但是現時看起來,他們應對的還可以,或者說他們其實還沒有遇到真正的問題。

郭小平:我覺得這從幾個方面說。一個方面。社會的包容度確實大了。另一個方面,孩子們到了社會上以後,因為這麼多年在學校,我們給的這種自我保護能力也起到作用了。這麼多年的教育給了他們一種思想或者說一種基因,這是一種向上的東西,所以可能對他們要好一些。

現時,這16個畢業生的情况都還比較好。但是我還是跟他們講,他們長大了要結婚的時候,一定要告訴對方自己身體的情况。如果結婚的時候或者有性接觸的時候,你不告訴對方,這是最起碼的道德問題了。

我總問孩子們談朋友了麼,有的說找到了,也告訴對方了。我說告訴就好。所以這些孩子從我們這種學校出來,也有這麼多年的這種教育,我覺得他們是會自律的。

深一度:之前看到您參加一次電視節目時,在臺上落淚了,是因為有些心酸的東西麼?還是說依然存在一種理想和現實的差距?

郭小平:有時候接受一些採訪,勢必要揭開某些疤痕,揭開傷疤的事總不是好事,總要有痛楚。

我有時候想,這些孩子本來應該有很好的生活,但有些東西他們就是沒得到。我的理想是,孩子們應該有家庭,應該有父母,可是實際上他們中有的父母死了,現實就是這樣。那麼這種情況下,我是追求我那種理想,還是面對現實呢?我只能回到現實中,去思考怎麼做眼前的事。

這也是為什麼我讓孩子們叫我伯伯,不讓叫校長或者其他的稱呼,實際我是想在現實中充當一個影子,類似孩子父親的影子。而且我必須做出一種良好的形象,就是我必須足够强大,讓孩子們知道,噢,我心中的那個人也是很强大的。

現在這16個孩子,他們有的在辦公室工作,有的在企業上班,有在車間裏,在流水線上,各種工作都有。

總體來說,這些孩子在生活上沒有那麼大的野心,他們還是歸於一種平平淡淡的、安全的生活,他們希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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