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劉雙瓊，今年36歲，來自湖北省恩施市的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2005年我和丈夫結婚，次年就生下了大女兒。2019年2月8日，我小兒子出生了，自此我們家兒女雙全，凑到了一個“好”字。原本我以為我的生活也會向著這個“好”字發展，會越來越好。卻沒想到在兒子出生半年後，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將我們原本平靜的生活打破。如果說美好生活是向右走，那麼我們一家的生活從那刻起就在向左賓士。

2019年7月中旬，我兒子馮一鳴開始反復發燒。做母親的看著孩子這樣三天兩頭的生病，心裡自然特別著急。於是我帶著他去了鎮醫院做檢查，血常規檢查結果發現我兒子的血紅蛋白偏低。醫生建議我們到市里醫院去看看，畢竟鎮裡醫院的水准有限。我只得趕緊收拾東西帶著孩子往市里趕。在市里求醫奔波的辛苦與勞累，在這裡就不贅述了。

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孩子在市醫院被確診為重度地中海貧血。這是一種我聽都沒有聽過的病，完全超出了我一個農村婦女的認知。我心裡沒了主意，馬上打電話把在外面打工的孩子爸爸叫回家來。

當時市醫院給出的建議是把孩子轉到武漢市兒童醫院做進一步治療。隨後我們兩口子又把孩子從恩施帶到了武漢。在去往武漢的路上我們既心焦又忐忑，因為聽醫生說孩子得的是一種遺傳病，得這種病的一般都是些剛出生不滿一歲的嬰兒，而且這個病並不像一般貧血那樣容易治療。

看我百感交集，老公只能不斷地安慰我：“現代醫學這麼發達，肯定是有辦法治療這種病的。”到了武漢兒童醫院就診後，醫生告訴我們孩子能治，但需要做骨髓移植。可當時我們家孩子只有半歲，太小了，醫生建議在孩子兩歲以後再來進行骨髓移植。在孩子骨髓移植之前的這段時間裏，需要每月依靠輸血來維持。

我們所在的鎮裡沒有輸血紅蛋白的條件，囙此我們只能每個月帶著孩子去市里輸血。期間孩子還時不時地發燒，每次發燒就要往醫院送。看著孩子這樣受苦，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2020年1月，新冠疫情突然爆發。我們所在的湖北恩施雖然不像武漢那樣，但出入還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為我們家孩子的情况特殊，沒辦法我們只能到村委會開證明帶著孩子去市里輸血。

那時候公車都停運了，每次都是帶著證明找朋友的車去恩施市裏。到了恩施，我們又要做核酸檢測。從早上出發，一直折騰到傍晚才能住上院，孩子常常餓得哇哇大叫。醫院要求一個孩子只能有一個家長陪護，每次一旦入了院，孩子爸爸就會著急地四處去給孩子找吃的，可街上的餐館都關門了。他也只能到量販店裏買一些餅乾和麵包，從醫院外面扔進來，孩子這才吃上了點東西。

看著孩子狼吞虎嚥地吃著，我心裡別提有多難受了。晚上孩子爸爸因為找不到住的地方，只能和朋友在車裏湊合著睡一宿。疫情期間，我們就這樣艱難地往返於家和醫院之間。疫情結束後，孩子依舊定期去輸血。到了2020年末，眼看孩子就要兩歲了，我們便開始為他的移植做準備。

2021年3月，我們等來了一個好消息，醫院找到了合適的骨髓配型，終於可以給孩子做移植了。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孩子爸爸還在外面打工，他馬上就回來了。我們東拼西湊借了一些錢，趕緊帶著孩子來到了武漢。

2021年4月25日，孩子正式進倉，由我陪護，孩子爸爸在外面送飯。可是移植之路並沒有我們想得那樣順利，孩子剛上化療的時候，就開始發燒，吃不下去任何東西。看到孩子這樣，我也是沒有一點兒胃口，晚上更是整夜整夜失眠。

2021年5月11日，孩子開始回輸，我們向著目標又邁近了一步。那時雖然不清楚孩子什麼時候能出倉，但我覺得希望就在前方，只要我們堅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到達。

深夜我總是思緒萬千，一方面擔心兒子，另一方面又在發愁孩子的醫藥費。我們是普通的農村家庭，之前一直靠著孩子爸爸打工維持生活。我和孩子爸爸除了撫養兩個孩子，還有老人要贍養。我父親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這也加重了我們夫妻倆的負擔。本來我們一家就過得緊巴巴，兒子生病後更是捉襟見肘。

5月底我們借的錢花完了，只能賒帳為孩子繼續治療。6月8日，孩子順利出倉，看著他精神頭十足，我老公瞬間哭成了淚人。似乎各種委屈都在那一刻要宣洩出來了。擦乾眼淚，他還要繼續堅持，因為孩子雖然移植成功，但接下來還要面對很多未知。

現時只要孩子治療跟上，就可以重生。但我們已經山窮水盡、巨債壓身，面對接下來的治療費用，已無路可循。實在沒有辦法了，才想到求助大家。不管能否籌到錢，但我都想試一次。因為希望就在眼前，我無論如何也要盡最大努力爭取。